中国的城市（镇）化已经进入到降速求质的阶段,人的需求以及人城关系逐渐成为新的主导因素。其中,认知需求由于自身所特有的超越其它基本需求,并且最终指向人的“终极关怀”的属性成为现代城市设计必须要首先回应的人的需求类型。但是,现有的城市设计认知理论受困于经验主义的局限。本文通过回归人文主义传统,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出发,以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作为新的认识论基础,尝试发展一种专门面向认知需求的现代城市设计理论。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设计的“意向性”理论拥有两层结构:（1）针对感性认知需求的城市设计的前提是放弃“自然的态度”,意识到知觉的自发性,同时拒绝保持绝对被动的对于显象的接受以及认识到城市物质环境的各种显象的可优化潜力。在进入“先验的态度”之后充分挖掘出被现代城市剥夺的人的各种知觉对象,并且尽量保证其能够充分地向认知主体呈现自身。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营造“错觉”的方式来弥补人的知觉缺失。（2）针对理性认知需求的城市设计涉及到更高级的“范畴性的”认知层次,所追求的是使人的理性生活成为现实。其需要关注城市物质环境要素的各种意义而不是意象,使它们的“同一性”即“公共意义”由“模糊的”状态走向明晰的状态,确保设计者与使用者的“范畴性”认知活动是可以成就各种关于城市物质环境真理的主体性活动,从而最终让拥有“明见性”的理性认知活动成为人的理性生活的一个部分。此外,这种由“模糊的”状态走向明晰的状态的“明见性”同样被证明具有两个层次:“外显性的真理”与“正确性的真理”,分别对应感性的认知需求与理性的认知需求。本次研究表明,城市设计抵达“明见性”的具体途径包括:拒绝“明见性”的心理主义还原论、破除理性主义对于方法论与逻辑推理的迷信、理解理性生活是“缺席”与“在场”、“模糊”与明晰之间的复杂交织、在意义当中区分出“命题”的结构层次、将对于事物个体的“明见”当作“明见性”的基础。本文绪论部分首先描述了现代城市设计在中国与城市规划的管控逻辑不断趋同的现状,并举例分析了其在理论层面上的成因,认为目前主流的西方城市设计理论是以科学主义或者自然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故无法站在以人为中心的立场上回应“人的需求”。其次在“认知需求”的超越性的基础上提出城市设计若要体现人的“终极关怀”就必须首先回应“认知需求”的观点。最后在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城市设计的认知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新功能主义”、环境心理学以及“城市意象”理论。本文的主体部分始于第2章对乔恩·朗的“新功能主义”体系的认知缺陷与环境心理学的学科没落的求证,并从中总结出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造成现代城市设计认知理论局限性的原因。进而在论证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经济性原则与理性主义倾向之后,从现代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分野来证明前者的经验主义倾向是固有的。最终通过反思作为哲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在认知领域的先天不足,断言现有的城市设计认知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由经验主义造成的局限性。第3章首先论证了人文主义思潮的起源是古希腊而非文艺复兴;其次通过诠释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还原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脉络,说明经验主义只是人文主义思潮当中很小的部分;最后探讨了人文主义的稳定性与生命力,为回归到人文主义传统当中去寻求新的有效的认识论基础做好准备。第4章以康德对于经验主义的超越作为新的出发点,经由对斯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的诠释,梳理了早期现象学运动的理论框架,并最终因其具备的“先验自我”属性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确定为取代经验主义的新的认识论基础。第5章通过对《现象学导论》的诠释,系统地梳理了索科拉夫斯基对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所作的归纳与整理。第6章从现代城市设计认知理论的第三种类型出发,通过对《城市意象》的诠释,一方面扬弃了林奇的“公众意象”概念,代之以“公共意义”概念,另一方面结合三个思想实验揭示了知觉和语言在人认知外在物质环境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与复杂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发展出一种以“明见性”为追求的面向认知需求的城市设计“意向性”理论。第7章在结论部分归纳总结了城市设计抵达“明见性”的途径与前提,并最后试图说明,比实现真理的主体性拥有更高一级的认知追求是实现对事物的“善”或者“美”的“明见”;在预判部分则提出了城市设计“意向性”理论可以在未来获得继续深化与发展的三个方向:面向多感官的去视觉中心主义的城市设计、将物质环境的“公共意义”视为城市的一种人文基础设施、通过“去舒适化”营造富有同情心和多元文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