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3—1215年,英格兰呈现明显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王室权威日渐强化,普通法顺应政治形势而逐渐形成。“不动产”是在英格兰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诞生的,其首先从土地中衍生出来,并得到王室政府及法律保护。这一变化打破了自由佃户的土地保有要依赖领主和佃户之间封建契约关系的局面,佃户对土地的诉求逐渐成为了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佃户依据普通法获得对土地的不动产权后,其土地的继承权和转让权也随之获得,佃户家庭成员的不动产权利最终实现。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后,普通法逐步成熟,逐渐改变着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社会家庭不动产分配状况,弱化了“长子继承制”这一核心原则对女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家庭无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开始承认女性子嗣的继承权,且赋予孀居后的妻子寡妇产。女性子嗣参与家庭不动产继承和孀居寡妇对家庭不动产的享有,成为英格兰社会女性不动产权的两大构成。此外,法律在婚姻财产的管理中还赋予了妻子抵押丈夫信用的权力,改变了“夫妻一体”原则下由丈夫管理双方一切不动产的局面。这些改变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不动产分配和支配关系的地位。英格兰普通法的确立和完善,使“不动产权”得以实现,改变了家庭不动产分配原则,提高了女性主体在婚姻不动产支配、继承活动中的地位。这一改变均归根于英格兰王室中央集权的加强,为王室政府通过司法改革来拓展中央权力做法的附属品。英格兰普通法的确立和发展得益于当时司法改革,从而提高了女性主体在家庭不动产继承和支配活动中的地位,对于保障女性权利、提高女性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和促进民主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