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家族观念,“家文化”根深蒂固,目前在中国,家族企业占据民营企业的80%以上。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在一系列、一连串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激励和支持下,许许多多中国优秀企业家们创立了自己的家族企业,并逐渐成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力量。参考安永和瑞士圣加伦大学于2019年发布的全球家族企业指数（GHBI）,可以看出全球前五百名家族企业中,来自中国的家族企业有38家。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有2230家家族企业在国内上市,占国内上市民营企业总数的74.46%。1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的发展势如破竹。然而目前,经过近40年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创一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中国家族企业逐步进入到了创一代与二代交接的关键时期,代际之间的传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一方面,二代进入家族企业后,向外界传递了本企业希望通过家族内部的传承,来实现子承父业、基业永存的愿望;另一方面,二代进入家族企业会致使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发生变化,比如:由于教育背景不同,二代与一代在企业愿景与管理模式上容易发生冲突等。因此,交接时代往往也是这个类型企业在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相对而言比较脆弱的阶段。以目前已经实现二代涉入的企业表现来看,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对于处在交接阶段的家族企业来说,该阶段面临内部治理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双重挑战,二代涉入后能否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能否在新常态下与时俱进,一直以来都是业界和学界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盈余管理行为会导致其利益相关者无法真实有效地了解该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所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也一直是学者们广泛研究的问题。在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对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堑壕效应”和“协同效应”。基于“堑壕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观点,第二类代理情况表现地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持有控股权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摩擦与冲突。由于信息不对称,家族控股的股东有能力、有机会攫取控制权私利,运用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进行掏空行为。从而,导致家族企业的盈余管理会相对较高。与之相反,根据“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观点,家族内部人员对家族企业具有更多的感情上寄托和依附,且家族内部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会更加为企业长远发展和家族声誉考虑,能够通过有效的监督来降低盈余操纵的程度,从而,导致家族企业的盈余管理会相对较低,盈余质量应偏高。而当家族企业的二代涉入后,相比第一代创始人,通常二代成员接受教育程度更高,成长环境更加优越,具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更为宽阔的视野,这对于公司治理应具有帮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1）二代的涉入程度越大是否会带来公司价值的提高呢?（2）二代涉入程度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改变是否与盈余管理相关呢?即盈余管理是否在二代涉入程度与公司价值之间,起到了一定地中介效应?如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有多大?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二代涉入程度能否提高公司价值,以及盈余管理是否在二代涉入程度与公司价值具有中介效应。具体来讲,本次研究采用二代涉入后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二代继承者所拥有的企业的所有权代表二代涉入的程度高低,采用2014-2020这7年期混合横截面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交乘项、分样本以及依次检验法（温忠麟,2004）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二代涉入程度是否能够通过降低盈余管理来提升公司价值,即盈余管理是否在二代涉入程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并用Sobel检验模型测算出中介效应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家族企业中二代涉入程度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即二代家族成员拥有的所有权越大,公司价值越高。（2）家族企业中二代涉入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即二代家族成员拥有的所有权越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3）盈余管理活动在二代涉入与公司价值之间,确实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一中介效应值约为24%,即二代涉入的所有权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