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皇帝拓跋珪建国前的大部分时期内,鲜卑拓跋氏对联盟各部的统治力十分有限。北魏建国后,原始部落联盟中的分权意识,使得各部落贵族的势力根深难除。这些鲜卑贵族势力一直持续存在,历经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四朝,牢牢把持着北魏政权。孝文帝亲政后,为加强皇权,厉行改革,遭到了鲜卑贵族的抵抗。最终,双方矛盾在废除西郊祭天仪式上爆发,成为孝文帝迁都的导火索。在鲜卑贵族势力的反对声中,孝文帝能将迁都付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与鲜卑民族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拓跋鲜卑人的祖先自大兴安岭北麓迁出后,先是向以匈奴人为主的游牧民族学习,甚至在体质、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匈奴化倾向。这种融合,为鲜卑人的汉化作了铺垫。北魏建立后,拓跋鲜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不断汉化,成为孝文帝进一步改革,乃至迁都的重要动力。鲜卑人早期的迁都经历,也为孝文帝迁都提供了依据和先例。宿卫禁军成分的变化,汉族军官开始掌握禁军的领导及对外征战的指挥权,是促成孝文帝迁都的军事支持。而摆脱旧势力的束缚,独断权力的加强,进一步清除改革障碍,则成为孝文帝冒着被旧贵族势力群起而攻之的危险,毅然决然离开平城的重要诱因。孝文帝决定迁都时,最先考虑的两个地点是河北邺城与河南洛阳。从北魏前期几次迁都之议看,邺城是北魏初年历代君主理想的迁都地点。到孝文帝时期,随着门阀大族势力不断发展,军事重心也逐渐完成转移,邺城相对于洛阳的优势不再;加之特有的文化优势,以及巨大的潜在人口承载量,洛阳理所当然地成了孝文帝迁都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