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加恋爱”模式主要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要作品是,蒋光慈的《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华汉的《两个女性》,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韦护》等等。作品多借助恋爱的修辞手段,来叙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过程。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潮流,尽管在以后的文学批评中一直备受冷落,但它始终作为一种潜在的创作原型,影响了以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如建国后的小说《青春之歌》、《我们夫妇之间》、《红豆》等等。“革命加恋爱”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对于爱情的叙述一直与每个时代的文化理想保持一种同构的关系。从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创了对于爱情的叙述之后,对于爱情的定义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文学模式上看可以分为“仕途加恋爱”、“改良加恋爱”、“启蒙加恋爱”、“革命加恋爱”等等。因此,可以说恋爱在文学的叙述中始终是一个常量,而时代价值理想则是一个变量,制约了对于爱情价值的定义,而恋爱则成为了时代价值理想的文学修辞手段。二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启蒙的现代性向政治的现代性的转变阶段。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凸显了现代性的三个重要特征,普遍性、批判性、反思性。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现代性的批判性表现为历史的“断裂”意识。因此,用现代性的视角来解读“革命加恋爱”模式是具有可行性的。2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来看,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的基础来自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建构了一个革命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无产阶级成为时代历史的主体,革命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保证。同时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又表现为一种与日常世俗生活的“断裂”意识。同时,在某些文本中,也有一种对于革命现代性的反思。以上的这些都是在政治有意识层面表现出来的,而在政治无意识层面则表现为一种性别上的自觉,首先在革命价值的统摄下,女性解放、女性的独立意识渐渐的失去了自身的话语权,在文本中用女性的身体意识的转变来反映历史的“断裂”意识。然而,在一些女性作家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也潜在着对于革命现代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