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走出去”战略驱动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迈入新阶段。截止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9822.7亿美元,2003-2018年年均增长率达31%,占全球总额6.4%,位居全球第3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明显扩大。为面对“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政府应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保障。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于调节对外直接投资。诸多研究表明税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力,但多数研究是基于税收激励等方面进行分析。现实中,在我国采用复合税制的背景下,为适应不同阶段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税收结构在不断调整,流转税在总体税收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所得税比重进一步提高。2008年提出的结构性减税,强调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对税收结构做有增有减的调整,科学地达到减税目的,促进企业投资。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税收结构角度出发,分析母国税收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深入地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驱动力,并进一步通过收敛分析检验税收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演变趋势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理论,总结对外直接投资及税收的理论基础,分析税收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其次,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总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税收结构的发展现状;最后,基于2003-2018年全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从税类与主要税种双角度实证检验税收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驱动因素,并基于收敛分析进一步探讨税收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发展趋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及地区差异,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边际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结构量化指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流转税、其他税及税制结构能正向促进投资本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而所得税对投资本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负向影响。此外,邻近地区的所得税、其他税及税制结构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流转税无显著溢出效应;税类内部结构中,消费税对本地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所得税具有负向影响,且两者均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而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无显著作用。通过分析认为,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避税”,更多地是为了规避国内生产经营中高昂的生产成本,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其次是开拓市场,规避贸易壁垒,表现为市场寻求型。(3)地区差异收敛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及东、中、西部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均呈“总体收敛,局部发散”规律,总体差距呈缩小趋势,且仅有西部地区未表现为空间β绝对收敛。加入控制因素后,全国及三大俱乐部均表现为空间β条件收敛,所得税比重是正向促进各地区出现空间β条件收敛的主要因素。最后,基于文章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