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通信领域与互联网技术加速推陈出新。2019年,5G网络已在我国着手启动商用。通信技术的升级推动了我国智能手机持有率的上升,也带来了支付领域的变革。在电子支付领域,移动支付已是大众支付交易的常见场景。移动支付的广泛使用背后反映的是第三代货币形式,即电子货币使用规模在我国的扩张。电子货币与电子支付技术相得益彰,转变了大众的支付习惯,也加速了金融创新的进程。相对于现金,电子货币在便捷性、流动性、收益性等方面更具优点,使得大众更偏好持有电子货币,对居民的货币需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货币供应量充当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能否得到稳定可预测的货币需求是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关键。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2019年我国居民储蓄率在3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始终位于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居民具备较强的预防动机。因此本文聚焦于我国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在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中,凯恩斯将货币需求区分为不同动机,惠伦模型进一步丰富了其中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研究。于是本文选定惠伦模型作为研究基础。惠伦提出转换成本与机会成本是决定居民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关键因素,电子货币降低了居民购买销售金融产品的成本,加之一些低门槛金融产品的出现,加快了货币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化,对预防性货币需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影响的有关文献,接着概括了电子货币的概念与发展特点,概述了预防性货币需求的传统理论,包括凯恩斯理论与惠伦模型。接着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文对比了居民在持有现金和持有电子货币两种情况下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决定,发现电子货币不仅会变更居民持有预防性货币的形式,还会通过降低转换成本和提高机会成本两种途径减少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在实证分析层面,本文选取了我国2008-2019年的季度时序数据,构建了 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了电子货币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冲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电子货币降低了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提高了保持低收益货币的机会成本,电子货币的使用会减少大众的预防性货币需求。（2）机会成本能够显著作用于预防性货币需求。在持有电子货币的情形下,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会变大,持币者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上升。转换成本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显著,需要通过长期才能逐渐显现出一定影响。（3）电子货币模糊了凯恩斯货币需求动机之间的边界,对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形成了冲击。（4）电子货币缩小了不同货币层次之间的流动性差别,加快了货币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化,使货币需求结构和总量更易波动,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有效性提出挑战。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1）考虑调整货币层次划分。首先,对于货币统计口径内已有的各类金融产品,在电子货币时代,这些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有所变化,考虑重新定义其属于哪个层次;其次,应考虑如何将一些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到货币统计的范畴。（2）选定适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发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深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确保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稳步进行,达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3）规范对电子货币的相关监管。这其中包括对电子支付平台的监管,还包括对该平台出售的金融产品的监管。此外,在电子货币的发行层面,要谨防发生无序发行的乱象;在电子货币的统计层面,要完善相应的统计数据体系;在电子货币流通层面,要注意防范与电子货币相关的金融犯罪举动。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立足于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最新趋势,使用了时效性较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我国的发展实践对传统货币需求理论进行了检验。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发现电子货币的存在使得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变大;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转换成本在当今发展趋势下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短期内不再凸显。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电子货币与传统的货币理论相比,仍属于新兴事物,在统计数据上较为缺乏,可能使得实证分析不够深入。其次,目前电子货币并未完全替代现金的使用,本文在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公式推导过程中,可能分析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