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核事故预防;二是核损害救济。前者解决的是如何遏制和减少核事故的发生,后者解决的是如何对核损害进行救济。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同时得到解决,任何国家的核能利用活动都无法大胆且顺利展开。核能被称为低碳能源,核能的和平开发利用在解决人类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核能发电领域。尽管我国核能开发利用实践如火如荼,但与核能相关的法律供给却明显不足。有学者戏言我国核能开发“裸奔”了三十年。就核损害赔偿责任立法来看,相关规定散见于《民法总则》、《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侵权责任法》、《核安全法》中,但无一例外的以原则性规定呈现,缺乏可操作性。尽管国务院的两个《批复》是专门针对核损害赔偿责任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但这种为了引进国外核能技术而制定的“救急性”文件,暂不言其法律位阶如何,就其规范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而言,仍与前述立法一样,难以适用。由是,当下亟需解决核能和平开发利用对核损害赔偿责任法律的迫切需要。本文所指核损害为核侵权造成的损害,不包括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害。对核损害的正确理解是建立在相关概念认识基础之上的,包括对“核设施”、“核设施营运人”、“核事件”和“核事故”等基础概念的认识。由此,核损害应当是指因核设施营运人的核设施、核材料或者放射性废物发生核事故造成的不利益,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环境损害三种类型。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核损害呈现出或然性、潜伏性、持续性、后果巨额性特征。这些特征必然给实践中确定可救济的核损害范围增加难度。可救济核损害范围包括适格核受害人的范围和狭义的核损害范围。对该范围的判断路径,可依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予以判定,但后者还需考虑损害的预见可能性、可容忍性、确定性、有无第三人的行为介入等因素。在对有关核损害赔偿的国际公约和国家国内立法进行梳理后发现,核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并非仅有核设施营运人,还包括其他主体,如核事业中的其他行业主体或者国家。因此,不能仅将核损害赔偿责任界定为核设施营运人的侵权责任。通过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比发现,核损害赔偿责任呈现出以下特征:非单一责任,而是综合性责任;重责任分担;以利益平衡为中心;制度运行条件存在特殊性。其中根本性的特征在于强调责任分担,即在不同责任主体之间分配核责任。究其原因,核风险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应当公共承担,而不能将其视为私人风险而由核设施营运人全部承担。因此,核损害赔偿责任应当被划分为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该划分既有分配正义理论的基础,也符合法经济学的效率要求。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是依据分配正义的路径划分出来的责任类型,是作为核风险直接持有人的核设施营运人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对于这部分责任的追究,侵权法的归责原理、责任构成制度以及其他制度为其提供了现成的路径。在归责原则上,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责任构成方面,采用三要件说,包括存在核侵权行为、存在核损害事实、核侵权行为与核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三要件。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的基本原则区别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包括唯一责任原则、责任限制原则、强制财务保证原则和单一主管法院管辖原则。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实现的最佳方式是投保强制性核第三者责任保险,由核设施营运人购买与其限额相当的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当发生核损害赔偿时,由核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从而减轻核设施营运人的企业忧虑。但是我国《核共体保险范围》将重大自然灾害列为除外责任,这导致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的实现出现了保险断层。对此,借鉴国内外巨灾保险的经验,可以在我国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领域建立由政府财政支持的核巨灾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弥补可能出现的保险断层问题。另,鉴于核损害赔偿涉及的人数众多,案件复杂,为了提高核损害赔偿的公平性、效率性和秩序性,有必要在非诉救济中设立受害人共同体制度,由该受害人共同体对外维护受害人的权益。核损害赔偿社会责任是指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核损害时,除核风险持有人(核设施营运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核损害赔偿社会责任以“谁受益,谁分担”为其理论基础,以平衡分担和责任限制为原则。根据受益分担理论,承担该责任的其他社会主体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核能行业中的所有核设施营运人、核事业相关产品的消费者、核设施营运人的股东、核供应商、收取税费的当级政府和公众等。由于这些社会主体分散性太强,且数量庞大。如果按照以个体对外承担责任的形式来赔偿的话,既不效率,也不实际。因此本文认为,核损害赔偿社会责任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建立核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该基金由核能行业中的所有核设施营运人、核事业相关产品的消费者、核设施营运人的股东、核供应商、收取税费的当级政府、公众等受益主体提供资金来源。从有关核损害赔偿的国外立法来看,在法律用语上,并非任何国家都使用“国家补偿”,还存在使用“赔偿、援助”的情形。但从立法本义来看,“赔偿”实质上均为国家补偿之义,“援助”则与“国家补偿”本义相去甚远。根据我国立法,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然而在核损害赔偿领域,核损害是由核设施营运人的行为造成的,因此核损害赔偿中的国家责任不能认定为国家赔偿责任。由是,我国2007年《批复》将其定性为国家补偿责任。国家承担核损害赔偿中的补偿责任的理论基础为国家保证责任,即对国家行为的保证和对受害人救济的保证。根据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实现形式的探索,构筑了我国核损害赔偿责任的国内三级财务保证:第一级为保险、第二级为基金、第三级为国家补偿。但各个责任类型以及各个责任类型下的实现形式都是孤立的,还需总揽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运行机制。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运行的模式包括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行政主导模式,但基于公平性、效率性和秩序性标准的判断,我国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运行模式以行政主导模式为宜。另外,从核损害赔偿实践来看,核损害赔偿与核事故应急一样,仍然存在应急性。因此,我国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运行还必须体现应急性要求。综合起来,运行机制应当是行政主导的核损害赔偿应急机制。立法是制度研究成果最好的归宿。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分散立法在我国难以找到适合的分散对象,转而朝向单行立法,即制定《核损害赔偿法》。这既符合国际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单行立法的主流,也回应了国家主张对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单行立法的态度。在《核损害赔偿法》立法过程中应当进行制度固化,包括核损害赔偿责任三元制度,核损害赔偿营运人责任下的唯一责任原则、责任限制原则、强制财务保证原则、单一法院管辖原则、受害人共同体制度,核损害赔偿社会责任下的核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核损害赔偿中的国家补偿制度,行政主导的核损害赔偿应急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