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各方面均处于优势的地位,可四年不到的时间,却迅速衰败,速度之快让人不能不深思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国民党的失败不乏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其失败与报刊舆论的关联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研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舆论建构便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因此本文重点通过抗战胜利后《中央日报》关于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大事的报道,分析其报道频率、报道主题框架、报道的类型、报道的来源以及报道的语气基调,进而探析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舆论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对政党统治的影响。同时还将《解放日报》《大公报》列入对比的框架中,通过三家报纸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分析不同媒体的报道倾向性以及这种倾向性对政党统治的影响。文章的正文一共有三部分。第一章首先对抗战后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进行背景介绍,让读者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选取军事领域的上党战役与苏中战役(要兼顾《解放日报》,因此选择这两个战役)、经济领域的国民党币制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北平“七五”惨案,通过三家报纸对这三类事件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央日报》极力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解放日报》旨在揭露国民党的伪善嘴脸,《大公报》关注社会民生。《中央日报》及《解放日报》的这种报道倾向性对政党统治也产生了影响,国民党逐渐失去民心。第二章主要是对选取的三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维护政府形象,在报道对国民党不利的事件时必然有所隐瞒；《解放日报》作为中共的党报,在报道时自然会与《中央日报》针锋相对,报道《中央日报》未报道而民众需被告知的信息；《大公报》作为中间派报刊的代表,抗战初期关注党派利益,与国民党步调一致,内战爆发后逐步关注社会效应,言论渐趋公平。面对民族危亡,报道中的宣传成分多有利于鼓舞军心,打败敌人,但在民族危机解除后,民众更愿意听到真实的声音,此时传播便取代了宣传。第三章讲述《中央日报》《解放日报》不同的人事架构及其主要领导人与报纸之间的关系,从中分析导致国共两党不同政治命运的形成原因。蒋介石对《中央日报》的严格控制,使得《中央日报》的言论逐渐偏离群众,变成国民党的自我话筒，其公信力逐步下滑。而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关心与蒋介石的控制不同,毛泽东不仅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还注重稿件质量,经常帮《解放日报》“救急”,稿件不够时,他还亲自写稿改稿。两位主要领导人与报纸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报纸的言论,而这不同的舆论建构也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命运。《中央日报》极力规避对国民党统治不利的报道,不报道或者是将不利的报道置于不显眼的位置；对国民党统治有利的报道,则连篇累牍地报道,保持一天一篇或者两天一篇的频率。《解放日报》在报道中将事件的热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既不过度报道,也不使其热度消散。作为中共的机关报,在报道中会与《中央日报》针锋相对,因此在军事部分的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意思完全相反的报道。《大公报》作为中间派报刊的代表,在抗战后、全面内战爆发前,言论相对偏国民党方面,随着内战的爆发,言论渐趋公正客观。在国民党币制改革与北平“七五”惨案的报道中,渐渐“偏离”国民党,更多地关注民众、关注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