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就业状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权实现状况。我国政府一向关心妇女地位，关注妇女就业问题，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出台和完善就业立法以保证妇女就业权利充分实现。计划经济时期，在极左观念的影响下，我国采用的就业制度虽然从形式上实现了男女就业平等，但是却以经济发展和女性健康为代价。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用工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于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女性就业权对立法就有了不同的要求。在否定了过去的形式主义立法同时，政府开始转向在女性就业不受歧视的基础上对其生理健康进行保护，即实质主义就业立法，目的在于一方面保护妇女，另一方面保证下一代的健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一系列关于妇女就业权利保障和就业健康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女性平等就业提供了依据。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现行就业保护立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模式，给予就业女性在各个生理期享受特殊待遇的权利。但法律实施多年，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职业领域的性别歧视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普遍，各种违背法律侵犯妇女权益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在目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经济震荡时期，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女性一般总是首当其冲充当牺牲品，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于性别歧视，但女性在就业领域中的附属地位却不能视而不见。立法与现实的悖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行立法的合理性。审视我国有关立法内容，笔者发现在现行立法价值取向上存在一个误区，即忽略了市场追求效率的本质和人权平等保障之间的矛盾，在一味加强对女性特别保护的同时没有合理的分担女性生育的社会责任，从而导致现实和立法宗旨相违背的结果，使现行法实施不仅没有完成其使命，反而严重影响了企业使用女性的积极性。从世界范围来讲，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类似问题，通过对各国情况的比较和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女性的社会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那么无论是形式主义立法还是实质主义立法，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目的，通过对我国女性就业立法的发展和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比较外国立法，找到产生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希望能最终找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约三万四千字。 第一部分，纵向分析了我国关于女性就业的立法及其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实际影响。该部分主要考察了我国就业立法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在女性就业问题上的发展，从立法的变化总结我国政府对待妇女就业问题的一贯立场，以及市场经济下的现行法律对女性健康的全面考虑，同时也揭示了现实中种种与立法初衷相矛盾的现象。通过对现象的原因分析，说明现实与现行立法的矛盾源自法律片面着眼于女性的特殊生理保护，而对女性生育社会责任进行了不合理的分担，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形式主义立法还是实质主义立法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女性平等就业。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女性就业的公平之间应当如何取得平衡。 第二部分，横向比较外国的立法和现状，重点考察美国二十世纪立法在女性就业问题上的发展。在该部分，笔者首先通过与欧洲、南美等国家相关情况的比较，总结类似立法导致类似现象的必然性，并对西方学者的学理分析进行反驳和批评，指出西方学者作出的“男权制”结论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然后笔者又重点介绍了美国二十世纪劳动立法在妇女就业问题上的变化，在其女性就业立法从实质主义向形式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法律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的无奈，同时笔者指出其立法走进“死胡同”的理论误区在于片面注重女性就业和健康权利而忽视了女性社会责任的社会合理分担，从而导致立法的两难选择，给中国今后的立法改革提供启示。 第三部分，主要在总结我国现行立法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探索一条合理可行的立法思路。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较为系统的批判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对女性就业问题解释的片面性，然后在回到中国的女性就业立法，审视其在实质和程序上存在的不足，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缺少一张社会支持网的前提下，将女性社会责任划归企业承担的不当，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立女性劳动保护经费社会统筹的制度模式，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消除用人单位对承担女性负担的顾虑;同时提高女性自身素质，提高她们的竞争力;适当强调男性的家庭责任，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转换社会传统的家庭念，等等。就业场所的性别歧视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而法律的目的是要通过在各方面建立合理的机制，使企业雇用女性不再有顾虑，而女性对就业也有更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