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具有三重身份,他既是现代诗坛的旗帜性人物,也是翻译界的翘楚和诗论领域的先锋,而在文学史屮他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直到2()世纪80年代,随着其著译的重印和整理才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梁宗岱的诗论主要集中在《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两本著作中,《梁宗岱文集》评论卷所收录的《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屈原》,《宗岱的世界》诗文卷收录的《从滥用名词说起》《“从滥用名词说起”的余波——致李健吾先生》《杂感》《论神思》,以及部分轶文《释“象征主义”》,《论诗之应用》和《谈抗战诗歌》2等。本文的整体研究思路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发生论这个研究的大背景下,从“生成机制”这个概念出发研究梁宗岱诗论的生成能够更全面地探讨梁宗岱诗论的全貌,进一步探讨其诗论、诗歌创作、翻译活动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其诗论生成的各要素之间的发展流变以及发挥的重要价值,以梁宗岱诗论生成机制研究最终探讨其诗论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意义以及文学史地位。通过梁宗岱个体的文化语境考察其知识结构,辨识其文化身份以及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具有个性色彩的文化特征。以大量的史料作为论证的依据,从梁宗岱所处时代的文学生产要素以及其具体理论产生的直接动因探究其诗论的生成;从其创作的语言与价值追求层面考察其与诗论生成的关系,从翻译对象的选取以及“诗人译诗”这个特定的文学翻译现象论证其风格与诗论的融合;最终落脚点将以生成机制这个视角重新考察梁宗岱的诗论,以其诗论的文学价值反观中国现代诗论的发生,从而从这种生成机制的发展模式中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寻求其诗论研究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为当下新诗现代性建设提供具有理论性质的具体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