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佛后的称谓和身份,所谓降生神话,即有关佛陀降生之前、降生之时、降生之后的神话故事。佛陀降生神话的研究对象和客观材料是佛传文本和图像,其文本来源是佛经原典,图像来源是在文本基础上创作出的壁画、造像等。佛陀降生神话的文本主要包括汉译佛传、其他原典文献中的佛传故事、中国人编撰的佛传以及佛教类书等文献中的佛传故事。这些文本从纵向上反映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横向上又体现出同一内容所具有的多样性。从文本源流来看,原始佛教至早期部派佛教过渡时期并没有佛陀降生神话诞生,早、中期部派佛教中仅可能有佛陀降生神话的雏形,真正意义上的佛陀降生神话诞生于部派佛教晚期、大乘佛教初期,兴盛于大乘佛教时期。佛陀降生神话的图像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印度图像,二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图像,三是中国隋唐至明清时期图像。其由古印度犍陀罗诞生,后传入中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特点。这些图像同样从纵向上反映出阶段性特征,并且与文本相比更加明显。同时,其横向上诸地域作品之间的异同亦引人注目。文本与图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建构起佛陀降生神话的主体与主题。从文本和图像中,佛陀降生神话显示出一定的阶段性演变历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一,印度佛教至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初传中国时期；其二,隋唐以后的大乘佛教兴盛时期。第一个阶段中的作品多强调佛陀经历累世修行方才得以成佛,因此非常重视佛陀降生前“佛本生故事”和“降生选择”问题的叙述,氛围庄严、具有标志性。第二个阶段中的作品反映出故事主线和人物形象弱化、与“佛说法”有关的佛陀与其弟子的“因缘故事”增多,环境氛围和神灵世界渲染较多等特点,宋、明、清时期的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儒、道二家思想的融摄和世俗文化的介入。这一特征形成背后的原因是隋唐前后佛教思想的差异：一方面大乘佛教思想发展到隋唐时期,社会性不断加强,净土宗和禅宗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一—其在隋唐开始兴盛,宋代“禅净合流”,明清以后净土宗一家独大。人们更加追求现世因果和快速成佛,期望通过“发愿”往生净土世界,禅修也从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化为心性上的“人人皆有佛性”。另一方面随着“多佛信仰”的发展,佛陀作为信仰对象逐渐失去其唯一性,成为众多佛菩萨中的一员,“法身佛”思想产生后更是居于其下。如此一来,佛陀的人生历程不再作为修行的榜样而受到极尽推崇,作为佛陀累世修行获得果报的标志性事件,降生神话的重要性也随之淡化。佛陀降生神话异象的神话特征由故事情节所承载,核心情节大致可分为十个,即降生之前的“降生选择”、“入梦受胎”、“摩耶说梦”、“太卜占梦”,降生之时的“出游观花”、“树下诞生”以及降生之后的“七步宣言”、“龙浴太子”、“瑞应频现”、“仙人占相”。对佛陀降生神话异象的神话特征之讨论,即文本和图像结合基础上的宗教神话学分析,通过对佛陀“降生选择”与“累世修行”之间的关系、“白象入梦受胎”的象征意义、“梦兆”与“占梦”的意义和作用、“蓝毗尼园”作为佛陀降生的外部环境与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伊甸园”原型的关系、“树下生子”与“树神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从右胁出”中“右”和“胁”的涵义和作用、“母七日终”与女性在生育事件中的工具性命运、“七步宣言”与“步步生莲”中“七”、“步”、“莲”的象征意义、“龙浴太子”事件中“沐浴”的作用和意义及其操作者“护法神”身份之价值,直至降生后诸多“瑞应”和“瑞相”对佛陀神性身份之确证作用——诸核心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得出主要结论：一是佛陀形象与佛教教义的“融合”与“互证”是佛陀降生神话之价值所在；二是佛陀降生神话背后的多元文化根源是其产生之动力；三是从佛陀降生神话的内涵拓展到外延之上,提出佛陀神话与其他人物神话之间对比研究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