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经》，它的命运也与此紧密相关。在所有皇帝亲注《孝经》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唐明皇李隆基所注的《孝经御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独的《孝经》，而是作为整体的十三经注疏本的《孝经注疏》。　　本文以教化面向和君王角色角度为进路研究《孝经注疏》，是通过将教化与角色伦理连结起来，挖掘出《孝经注疏》的内在张力。就《孝经》所包含的五等之孝五种角色言，《孝经》中针对君、民两端的教化——“化民成俗”与“正君心”两个面向是同时存在的;就作为君王（唐明皇）的解释者言，则更倾向于“化民成俗”，就作为士（郑《注》的作者）、作为臣子（元行冲、邢昺等）言，则兼有协助君王把《孝经》解释为“化民成俗”之典，并承担起“正君心”的道统之责任;由于唐明皇的角色的多样，在解释《孝经》的过程中，又被解释者，尤其是以道自居的臣子灵活运用，来支持自己的论证——如何在疏不破注的前提下，既做到对君王的注进行有益补充，又弥合君王打破旧注而对知识的轻视，同时承担起格君心之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