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推行对于规范法官的刑罚裁量权、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和提升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纵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实践，量刑建议的施行于无形中扩张了检察机关的权力，检察机关实质上成为了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单方决断者”与刑罚裁判的“最终决定者”。基于此，如何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进行合理规制，是应予重点探讨的问题。大体而言，应当尝试从规范与实践两个层面出发，并以实体与程序双向维度为支点，探讨规制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基本路径，从而为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主导作用的正确发挥，以及量刑建议在促进检察机关主导作用发挥中“基石”功能的规范实现奠定基础。
　　就规范层面而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由“审问式”到“对抗式”、再到“合作式”的变革背景下，从一般刑事案件到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趋于精准化、量刑建议的表达形式逐步书面化、量刑建议的适用效力愈加实质化。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规范内涵的变化反映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趋势，且于实践中易招致检察机关权力滥用的风险。因此，有必要从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进行规制，以促进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公正作出、保障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巩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成果。
　　从实践层面来看，理性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实体标准与程序规则，是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规范行使的两大支点。具体而言，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实体标准理性建构的重要维度之一在于，正确理解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适用依据。作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适用依据，“认罪认罚”是一项有别于既有量刑情节的独立的量刑情节。“认罪认罚”作为独立量刑情节具备坚实的法律根据、理论根据与效果根据。“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量刑情节之间的共同构成要件要素是“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二者在指向对象、客观含义、主观内容及适用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两类量刑情节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检察机关应当依循“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精神，明确对“认罪认罚”与相似量刑情节进行合理评价的步骤。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实体标准理性建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在于，合理界定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从宽限度。量刑建议从宽的“最高限度”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从宽限度的基础与核心问题。案例实证发现，“限缩式从宽”和“扩张式从宽”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最高限度”的两种类型。受报应主义理念的影响，“限缩式从宽”主张简化量刑从宽情节、压缩量刑从宽幅度与限制量刑从宽效力，由此导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适用乏力的逻辑悖论。受功利主义理念的影响，“扩张式从宽”提倡扩充量刑从宽情节、提升量刑从宽幅度与强化量刑从宽效力，最终引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不公的运作难题。从平衡量刑建议从宽适用出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应当具备量刑从宽情节交叉化、量刑从宽幅度常态化、量刑从宽效力半刚性的实质内涵。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程序规则理性确立的重要维度之一在于，合理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协商机制。确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协商机制，既是对“合作式”诉讼模式的有力回应，也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客观需要。实践调研发现，受“诉讼效率至上”价值理念的影响，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协商机制缺失现象普遍存在。而以“检察机关强势主导”“被追诉方被动参与”为实质内核的“单方决断式”量刑建议形成机制易动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根基。因此，应当以“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与“新的程序正义”为基本立场来建构“平等对话式”的量刑建议协商机制，而该机制的合理建构又包括“权利确定”“信息均衡”“能力相当”“对话平等”及“从宽兑现”五大着力点。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程序规则理性确立的另一重要维度在于，规范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机制。强化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有助于巩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成果。但是，从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存在一审程序审查失范、二审程序审查乏力等现实问题，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机制陷入缺位状态。制度改革中的诸多机制性因素，以及“侦查中心主义”“结果中心主义”等根本性因素，是造成量刑建议审查机制缺位的主要原因。由是，应当以“审判中心主义”与“过程中心主义”两大理念为指导，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机制。对于一审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明确量刑建议的审查标准、明晰量刑建议的审查程序、完善量刑裁判的说理机制；对于二审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施行上诉权的有限赋予、保障审理方式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