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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研究也逐渐丰富。当前中国金融规模日益增长,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但同期实体经济增速却呈现放缓趋势,“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实体经济有效投资不足、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讨论引起广泛关注。此外,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显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各有特点,因此,深入分析当前区域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相互关系,考察二者失衡发展原因,对协调二者发展状态、促使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服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顺应党中央的政策要求,结合中国总体及区域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增长现状,对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量化,基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全国层面下与区域层面下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及作用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从不同维度进行衡量,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不同。全国层面下,除金融发展效率未能体现门槛效应外,其他两个维度上都存在门槛效应,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深度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效果大小不同,但都在高于门槛值后作用效果减弱。分区域层面下,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减弱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果,其中,东部地区促进作用下降幅度较大;以金融发展深度为门槛变量时,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深度对实体经济增长都表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西部地区促进效果较强,而在东部地区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尚未显现;以金融发展效率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将减弱,特别是西部地区作用效果会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最后,根据具体发展实际与实证结论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鼓励相关政府部门切实落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实施政策,合理引导各地区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持续、协调发展。
本研究顺应党中央的政策要求,结合中国总体及区域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增长现状,对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量化,基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全国层面下与区域层面下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及作用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从不同维度进行衡量,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不同。全国层面下,除金融发展效率未能体现门槛效应外,其他两个维度上都存在门槛效应,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深度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效果大小不同,但都在高于门槛值后作用效果减弱。分区域层面下,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减弱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果,其中,东部地区促进作用下降幅度较大;以金融发展深度为门槛变量时,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深度对实体经济增长都表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西部地区促进效果较强,而在东部地区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尚未显现;以金融发展效率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将减弱,特别是西部地区作用效果会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最后,根据具体发展实际与实证结论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鼓励相关政府部门切实落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实施政策,合理引导各地区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持续、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