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为基础,用“满意决策”模式来分析以植物园为代表的科普场馆组织决策过程及其成效得失。以国内新成立的上海辰山植物园(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这样一个“院地合作”的事业单位为研究对象,综合国内外植物园组织决策框架、机制和绩效评估,重点分析辰山植物园环境教育活动决策机制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分析决策过程中的局限性以及公众的反应与评价,来探讨影响科普场馆决策成效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发现,中国的科普场馆绝大多数为事业单位体制,在现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体制内,均意识自身有着环境教育的责任,但对于什么是环境教育、重要性为何,如何规划、如何执行成功的活动、如何评估,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方法,环境教育成效呈现良莠不齐的状态。从研究问题上看,目前中国教育导向升学主义挂帅,青少年儿童与大自然的断裂所导致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点现代病。植物园等科普场馆即使构建理事会制度与决策机制,但是实际操作上大多数场馆仍然按照“三重一大”行政办公会和党委会的会议决策制度来执行各项决策,从环境教育活动决策方向和决策成效上仅限于领导班子决策层面,具体执行决策的中层管理部门在程序、知识、技术和能力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缺少专业性主题和评价标准体系,面向青少年环境教育活动决策的评价研究仍处于摸索和起步阶段,对比英国邱园等世界知名欧美植物园董事会领导下的环境教育做法差距甚大。第三,科普场馆外联的创意和社会资源不够丰富,虽部分环境教育活动是由社会团体,如非营利组织、环境教育型企业来提案、策划和宣传运作,与场馆合作完成,但外联单位等社会层面促进事业单位科学决策的作用并不明显,难以从“自治”转变为“共治”。通过研究上海辰山植物园大型环境教育活动案例,分析其经验、问题与未来应该解决的对策,关键在于科普场馆的领导班子对环境教育活动的认识是否深入。其次,场馆各级各部门工作人员的主动性与专业化程度也会直接影响环境教育活动实施成效。最后,在科普场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导下,能否联合全社会的环境教育资源,借助外脑,举办一系列成功精彩的环境教育活动也很重要。因此,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要提升中国科普场馆的品质,应该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推动落实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会议决策机制,丰富理事会成员构成,真正发挥决策作用。二是加强科普场馆各级管理人员的专业性,提升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对科普教育人员定期培训。同时加强科普教育场馆的基础设施建设,塑造科普教育活动品牌。最后,多学科的交叉、协同与综合运用,拓宽环境教育活动的受众面,积极引入学校、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全社会的多元教育资源,发挥公共开放性科普场馆的高起点和大平台的作用和优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提升环境教育活动的品质和社会美誉度。通过整合内外部的资源来自主完成一系列目标,使科普场馆成为动态的、有创造力的地方,并对现实社会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