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宗教信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宗教在当代中国的潜藏发展,是一个潜在国情,逐渐扩大的宗教成员与宗教团体,必将聚集社会资本,形成社会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研究宗教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社会资本的研究与宗教研究长期以来各行其道,很少有交叉研究,但我认为,宗教与社会资本事实上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宗教行为与宗教组织积蓄社会资本,并通过积蓄的社会资本实现人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五个基本问题：1,宗教是否具有产生社会资本的功能?2,如果有,这种功能将如何实现?3,如果实现,这种社会资本又如何能够是良性的?4,与其他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制度形式相比,宗教的社会资本功能有何特殊性与普适性?5,面对宗教社会资本的形成,中国该如何应对?通过文献整理,我提出社会资本必须作用于微观的层面,表现为人在自身素质、社会关系、社会地位这三个方面上的优势,宗教的社会资本因此也必须从内在素质、社会关系、社会认同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社会资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资本应用起来能够产生大的社会能量,实现重要的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考虑宗教的社会资本,也需要考虑中这种社会资本所催生的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我进行了一次针对美国马里兰地区海外华人教徒的深入访谈,通过挖掘性访谈,获取了关于宗教社会资本的29个关键词,将宗教系统分成两个部分,软件和硬件。软件包括文本(宗教典籍)与宗教网络；硬件则包括教堂与神职人员。宗教通过这两个部分,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积累社会资本。微观上,宗教系统为信徒营造“心灵场域”,使信徒获得工作热情、社会和谐、生死观、道德修养等意识,并实践长期的仪式与活动,从而获得“爱”“快乐”与“成就”；中观上,宗教系统为信徒提供宗教信教群体组成的社交网络,通过社交网络,信教群体获得“互助合作”“群体服务”“社交扩展”“内群信任”“风险规避”“信息共享”这六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使信徒得到“社团归属”感并获得“社团地位”；最后在宏观层面上,宗教系统使得信徒得到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的认可,即“政策扶持”“经济认可”“文化认可”,宏观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信徒获得身份认可,并最终获得“身份自豪”。从而宗教系统通过硬件和软件两套体系,在微观的“心灵场域”,中观的“社交网络”和宏观的“社会认可”三个维度提升了信徒的社会资本,并最终实现了个人的发展。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四个主要假设：1,宗教人群的社会资本正向促进了个人发展；2,宗教人群具有更高的社会资本：3,宗教人群具有更好的个人发展；4,宗教在社会资本向个人发展的进程中具有优越性。为了验证上述的四个假设,我进行了一次实证研究,对马里兰地区的413名海外华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利用得到的实证数据,我建立了一系列回归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假设1、2、3,但并不能证明假设4,因为在社会资本到个人发展的转化中,宗教并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宗教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积聚,继而实现人的发展；但在社会现实中,不同的宗教或者宗教形式所促进的人的发展并不是同一的。宗教固然可以积聚社会资本,但这种社会资本却并不是中性的,而是既能为善,也可行恶。在当代,随着中国宗教人士与潜在的宗教人士数量不断增大,如何促进正向的、积极的宗教社会资本,如何使宗教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社会之害,是社会学家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通过研究,我们区分出积极的宗教社会资本与消极的宗教社会资本的八个主要的差异,并发现,积极宗教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恰恰与中国社会当代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相贴切,这种贴切表现为,积极宗教社会资本所追求的,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核心价值观。从而,最终,我从宗教研究获得启发,对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实现提供一些建议。认为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从核心价值观对资本精神的取代、国退民进的启发式领导、社会组织要逐渐成为社会和谐的支柱、中国人重新回归家庭这四个方面来实现良性的宗教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