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节点之一。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到来,各国的经济活动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主要表现为:商品贸易自由往来,人才和资金频繁流动,跨国公司也在世界范围兴起,国家与国家、行业与行业之间展现出从未有过的融合情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被竞相追逐,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世界呈现为多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和区域共同支撑起来的稳定格局。除此之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分工产生了巨大影响。新的国际局势和经济形势对旧的国际治理理念发起挑战,在传统帝国主义的殖民幻想破灭之后,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呼之欲出。奈格里和哈特在时代的召唤之下,在国际共同治理思潮、意大利自治主义传统,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等多重思想的影响之下,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图景作出了新的说明,并通过《帝国》、《大众》、《大同世界》、《宣言》等著作,对自己的帝国理论进行了维护和论证。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西方社会正从现代步入后现代,而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有四点:首先,世界市场作为一种新结构,成为能够规范全球流通网络工具的中心环节,并开始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种新的全球秩序,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民族国家的弱化和超国家组织的形成;其次,后现代社会是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历史过渡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深层的政治空间逐渐扭向平面的政治空间,传统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已经无法再限制主体性的生产,生命政治的生产和反抗变得越来越内在化;再者,相较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成为帝国建构的新的经济基础,使得资本对劳动支配关系发生根本改变;最后,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为人类解放潜能的全面发挥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如此,帝国相对于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既然帝国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那么革命的主体自然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宣扬的无产阶级,他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即“大众”,就能承担起解放的责任,成为反抗帝国的“新的历史主体”。帝国、生命政治权力、非物质劳动、帝国构成了帝国理论的四大支柱,完美撑起了帝国构建与反抗帝国的两条逻辑。不得不承认,这是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还理想化的提出了实现全球民主的伟大目标。但是,在关键的两个问题上: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走过帝国主义阶段,走向了帝国时代?虚幻的大众是否能取代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领导劳动者实现解放?奈格里和哈特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首先,全球化时代条件之下,帝国主义的特征并未根本消逝,民族国家主权在国际交往中依然占据核心地位,国际社会中南北差异、金融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并依然时有发生;其次,大众解放的路径脱离了实际生产过程,导致奈格里和哈特在设定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革命过程,再到革命目标时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论述,归根结底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并不能作为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自洽,尤其是像奈格里和哈特这种具有政治主张的左翼思想家,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我们要用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来进行双重的评判,而帝国理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笔者认为,帝国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否认了历史辩证法,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概念等同为马克思经济意义上的生产,以至于无法发现资本主义变化中的不变,最终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了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