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书作为法庭审判最终结果的凭证,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而强制性作为判决书的基本属性是保障判决书执行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语言表现形式上对判决书的强制性意义进行解读,希望能为解读判决书的社会属性和功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对中国法院判决书中表现强制性意义的语言形式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判决书中强制性意义构建的语言系统及其所反应的社会现实情况,并通过对不同种类判决书中强制性意义表现形式的对比来揭示判决书中各参与对象的地位差异。根据Fairclough(1989)提出的语篇分析三维框架和Halliday(2004)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本文结合施光博士(2014)构建的中国法庭审判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框架,从语篇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法院判决书进行分类研究。根据案件性质和参与对象的属性,本文将判决书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行政类判决书(non-government court verdict),包括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另一类是行政类判决书(government court verdict),仅包括行政判决书。在语篇层面,本文对行政类和非行政类判决书中表现强制性意义的语言形式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对两类判决书的强制性意义构建的语言系统进行对比分析。此外,在社会实践层面,本文将探讨判决书中强制性意义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不同种类判决书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是社会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发现,特殊的称谓形式,语体正式的定式表达,陈述语气,认知型情态语句,概念意义的各类及物性过程都是法院判决书中强制性意义构建前提的主要语言表现形式。其中,判决书中的特殊称谓指出强制性意愿的发出者;正规的定式表达增强了判决书中语言的强势性;陈述语气多用于描述案件经过;认知型情态语句表明法院对证据支持或是否定的态度;不同的及物性过程也为构建判决书中的强制性意义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祈使语气和义务性情态动词则是判决书中强制性意义的直接表现形式。判决书的强制性意义建立在公民意愿,案件事实与证据,国家机关和法律的权威之上,并通过语言来实现。非行政类和行政类判决书在强制性意义构建的语言框架上结构相似,但在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上存在差异。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在行政类判决书中,行政机关在事实陈述部分比其他案件参与者占有更大篇幅。而在非行政类判决书中,法院陈述部分所占篇幅最大。本文对判决书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体系以公民意愿为出发点,并在事实基础上根据相关法律作出判决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特征。然而,作为判决书的主体,法院依旧在所有案件参与者中占有最高地位。此外,通过对行政类和非行政类判决书的研究,本文还发现在判决书中行政机关比私人享有更多的话语权。这种现象也表明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判决书中比私人更有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