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解决其他重大社会理论问题的逻辑前提，也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不够充分，实证研究尤为不足。本文以唐朝的诗歌、典籍为主要分析材料，探讨各种不同唐诗类型其潜含的精神实质及其变迁，考察其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挖掘作者(诗人)进行特定选择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制约，揭示其适应环境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建构社会的过程，描述个人与社会互构的过程。　　忧国伤时诗与“屈骚精神”联系紧密，这种精神一方面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和社会共同体意识的不发达，另一方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黑暗面，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怜悯和关怀；贬谪流放诗作者往往具有“骚怨情结”，他们在遭贬谪后往往面临自我认同的困境，抒发强烈的怨怼愤懑情感，也积极需求建构社会网络应对突变；山水田园诗的盛行与以陶渊明为重要代表人物的“隐逸之风”有紧密的联系，在诗人的避世行为和对山水田园美景的歌颂背后，始终交织着入世和隐退的矛盾，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唐朝严格刻板的社会分层体系和单一且不完善的社会流动机制；边塞诗是一种与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观念紧密联系的文类，体现诗人“国身通一”精神，其产生发展与国家建设与社会保障机制密不可分。　　基于对唐诗的类型分析，本文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社会对个人的塑造是第一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无法逃脱社会环境的制约。第二，社会环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界定清晰的整体，所以社会塑造也会出现非常丰富具体的情形。比如说，同样是在盛唐时期，不仅盛行建功立业诗，也盛行着代表诗人出世逃避的山水田园诗。第三，不论多么强的社会制约，也只能是塑造一些趋势，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法泯灭的。在社会制约条件下个人总是在进行自己的应对，在建构着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处境，所以有些处境相似的诗人会由于各种的主观能动性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