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增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的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1997年,在整个亚洲经济进入金融危机的阴霾之时,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非常高,但是,当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亚洲危机的阴影,经济出现了比较高的增长势头,特别是2002年以来,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则日益高涨。那么到底人民币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而高估或低估的结果是什么?本文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借鉴国际上相关的均衡汇率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和错位程度展开研究和讨论。首先,本文抓住内外均衡这条主线展开,详细阐述均衡汇率的发展脉络。均衡水平的决定是沿着从单一因素逐渐扩展为多因素的演变路径,而且不同的因素对汇率决定和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各有各的优点和局限性。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在不懈地关注和研究哪些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对汇率的均衡水平的实现的作用最大,各变量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现实中的实际汇率与均衡水平之间有怎样的偏差?近年来,一种被称之为行为均衡汇率的分析方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是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攫取现实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对汇率的均衡水平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因其结合现实经济情况比较紧,实证研究中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即协整技术,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本文的研究正是从这里开始。其次,在行为均衡汇率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人民币行为均衡汇率计量模型。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变量的选择。本文选择了一组符合我国经济实际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因素,构建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计模型。这一组变量包括实际有效汇率,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人均GDP,外汇储备,贸易条件,对外贸易依存度,利率,货币供应量以及外汇市场的成交量等。选择这组变量,既考虑了影响汇率的中长期因素,也考虑了短期因素,同时,对模型中的各变量分别赋予了有别于原方法的新的含义,特别是在体现劳动生产率这个变量上,本文的设定不同于原方法,从而使整个变量体系更符合对中国的实证分析。第三,对人民币汇率行为均衡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分别从长期、中期、短期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对拟使用的变量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在长期分析中,使用的是年度数据,考虑到制度和政策的变革而采用了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同时考虑样本期的因素,进行的是E-G两步法的协整方法;而在中期分析中,使用的是月度数据,进行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下最大似然法的协整估计,因为没有结构突变点,所以在对均衡水平进行估计之后,又进行人民币汇率脉冲分析,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预测;在短期的估计中,使用的是月度数据,并尝试引入了微观变量进行估计,最后根据实证检验得出相应的结论。第四,在前面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多重均衡的思想,将BEER方法在统计过程中的多重协整向量的出现和处理进一步进行了经济学上解释。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内外均衡的目标的阶段性,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与劳动生产率变化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多重均衡。通过引入汇率因素对Solow-Swan模型进行改进,考察在动态经济系统中汇率、人力资本变化,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含有汇率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引入汇率做为一项政策进行分析,阐述主动的汇率政策与被动的汇率政策与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多重均衡的关系,最后结合我国的数据通过邹式断点检验法加以部分验证。第五,结合前文研究的结果与结论,本文对近期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情况进行了现实分析,指出了名义汇率波动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之间的差异,以及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之间的关系。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了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揭示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实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人民币行为均衡汇率的研究拓宽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的视野,强调了多个变量对汇率影响的共同作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和结果则有助于人们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有一个清晰的量化认识。而多重均衡概念的引入则扩大了均衡汇率理论研究的内涵,推进了均衡汇率理论研究的进程,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均衡汇率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