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至2012年《21世纪年度小说选》短篇小说的题材类型分为乡土题材类型,都市题材类型和历史题材类型三种:乡土题材类型探讨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农民现实遭际和精神嬗变,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下,存在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外部消息或自己经历的影响下,沦为精神上的双重边缘人。这种认同离间着农民与乡土的关系,出现了农民在身份认同上的寻根疑惑;在农村发生的日常农事活动和约定俗称的乡土规则中,大都出现了苦难历程的叙事:他们出身于最底层,缺乏生产资料,这些导致了他们斗争的主题是生命,是尊严,而滋生的歪曲的价值观和伦理纲常又在侵蚀着他们不幸的人生;进城务工是人口流动的必然趋势,但农民工自然成为了单独的一类群体,不被城市所接纳,又被农村所摒弃。于是精神返乡成为他们意志操守的最直接保障,无论是回到了农村,还是又回到了城市,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他们的精神都留在了故乡。该题材类型下的小说包含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的境况,充斥着各类矛盾和问题,以农民这一基础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为基本素材,向全中国展示属于乡土题材独有的韵味和文化境阈。都市题材打破了主流作家长期以来面对社会所谓的中间群体失语的尴尬状态,《铁血信鸽》、《黎明之刃》、《老人》等文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数量巨大的社会群体的生存世界。都市人婚恋观念的扭曲,离婚的常态化,奸情的日常化,性的随意化都客观白描了当代都市的空虚感。不满足墨守陈规的现状,遵循以炮为礼的交易都成为了这一类型的雏形;而在城市底层的打拼者,无论其身份是农民、工人还是学生也都面临着集体挣扎的现状和悲哀,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生活给了他们一个不在解决能力范围内的难题,这个难题有致命的,有伴随一生的,有改变人生方向的,这难题与都市底层相互牢牢捆绑;此外,另一类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在都市中同样面临着窘境,他们没有底层那么严重的创伤,但作为高阶人才层次,必然也受到各方的阅读和审视:教授不教书育人,医生不救死扶伤,作家不安于创作,这些都成为审视题材的控诉点。随着短篇小说创作语境逐步放松,都市题材作品数量的增加,一些作家急于求成出炉自己的作品,使得很多文本都出现情节趋同的情况,这种资源流失是诱使类型化写作的下一步原因。历史题材类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十七年文学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主义小说再到还原历史境况的书写。革命历史小说大都是正统的红色经典系列小说,如土改时期的革命题材,而这种红色革命也是一种对革命历史题材的解读;新历史主义小说则主要是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这三年新历史题材的小说,借鉴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很多元素:个人史的书写,呈现虚构,反阴影的写作策略以及正义与邪恶的并存等;在正史的背景下,对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神韵的追忆和遥念,以及一种时间节点的叙事方式的还原,从这一视角出发,将历史题材打包创作,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既视感。本文将详尽论述革命历史类型化的艺术表征,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成因,通过《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一九七五年的春节》、《1956年的债务》等作品来反思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状态,给予后期作家充分的前车之鉴,以保证少产且精品的历史题材规避类型创作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