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摘要将会从研究背景、内容、方法、结果和创新5个方面概述本文的研究。从现实背景来看,本文发现:负面报道后不同组织的印象管理方式、类型和途径并不同,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组织具有不同控股股东背景。国企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体制和经营管理上具有自身特点,因此笔者开始思考:国企和民企的印象管理行为差异都有哪些?为什么行为会产生不同?影响国企印象管理动机的因素都有哪些?从理论背景来看,先前关于印象管理的研究都没有将研究对象进行划分,而国内关于中国国企形象管理现状的实证研究也较少,因此,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不同控股股东背景下企业印象管理策略选择的差异,弥补了有关负面报道后组织行为差异研究的不足,为国企改革中的形象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本文借鉴印象管理理论“双组件”模型中的“印象动机”决定“印象构建”。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案例观察以及文献分析,得出国企和民企印象管理动机的差异。其次,以此结论为基础,从直接性策略和间接性策略两个方面对国企和民企印象管理行为差异展开深入研究,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及相关假设。最后,通过企业“公司主页”收集数据,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双重差分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假设进行了验证。本文依次展开了四次实证研究:国企和民企对直接性印象管理方式、种类、途径以及间接性印象管理数目偏好的差异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负面报道后,民企相比于国企更可能使用防御性印象管理策略,即民企偏好声明,国企偏好缄默;负面报道类型对国企和民企声明行为的影响相反,具体表现为,针对不可辩解型,国企更可能进行声明;针对可辩解型,民企更可能声明;负面报道威胁水平对国企和民企负面报道类型与声明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2)对印象管理种类偏好的结果显示,负面报道后,国企偏好否认性策略,民企偏好承认性策略;社会地位对国企与民企印象构建种类的偏好影响相反,具体表现为,高社会地位国企偏好承认,低社会地位国企偏好否认;高社会地位民企偏好否认,低社会地位民企则偏好承认;负面报道类型对国企和民企社会地位与印象构建种类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3)对印象管理途径偏好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民企相比于国企更可能使用多种印象构建途径以及紧急程度较高的印象构建途径。(4)对间接印象管理数目偏好的结果显示,负面报道后,国企和民企都会增加间接性策略来修复企业形象,但是民企相比于国企增加的间接性策略数目较多;负面报道类型对国企和民企组织间接性策略数目的影响相反,具体表现为,针对可辩解型负面报道,国企增加而民企减少策略,针对不可辩解型,国企减少而民企增加策略;组织社会地位会影响民企间接印象管理数目,对国企则没有影响;但是负面报道水平越高,国企和民企的间接印象管理数目并没有增加的越多。通过负面报道后国企和民企印象管理行为差异的研究,本文总共获得了以下三个创新点:第一,区分了不同控股股东背景下的组织形象管理行为。以往关于企业形象管理文献的研究没有对不同所有制对象进行划分,特别是缺乏有关中国国企形象问题的定量研究。本研究将印象管理理论这一新视角引入负面报道背景中,分析了国企和民企印象管理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是:①国企与民企的印象管理对象不同;②国企相比于民企进行声明的预期目标价值较小;③国企感知到的当前形象与预期形象的差异小;④国企比民企形象公开性低。并在此动机差异的基础上得出二者的行为差异,对于了解和管理国企和民企负面报道后的形象管理工作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本文从直接性和间接性印象管理两个视角对国企和民企印象管理行为差异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以往对于印象管理的研究仅集中在危机后的直接回应策略上,关于组织使用间接性印象管理在危机后修复企业形象的研究还很少见,本文使用“双组件模型”中“动机”影响“构建”的概念模型,从直接性印象管理方式、种类和途径三方面和间接印象管理数目两方面同时入手,研究了负面报道后的组织印象管理行为,丰富了危机后组织印象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第三,本文重点讨论了负面报道类型、负面报道水平和组织已有的社会地位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以往研究都分别从一个方面研究组织行为特征,没有考虑多种条件下的组织印象管理行为偏好。不同负面报道类型和不同负面报道水平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形象威胁水平,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不同负面报道类型和不同负面报道水平条件下,组织印象管理方式的特征;不同组织社会地位组织面对不同类型的负面报道的回应行为不同,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不同组织社会地位和不同负面报道类型条件下,组织印象管理种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