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有两种基本类型: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会面临诸多困境。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乃是对在后发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困境的一种回应。中国在后发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经济状况的落后与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大跃进”采取赶超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这一困境做出的选择和回应。第二个困境是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充足。如何有效地使用中国的人力资源成为中国领导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大跃进”领导者以群众运动搞建设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希望通过充分发动闲散劳动力以弥补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资金不足,回应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充足的困境。第三个困境是对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加上50年代苏联体制弊端的暴露,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索走自己的路。缺乏现成经验,加上对革命战争年代经验的留恋,造成了“大跃进”对革命经验的回归。中国领导人希望借此开创一条新路,既能够加快现代化进程,又能够摆脱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第四个困境是现代化任务艰巨,而民间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弱小。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民间现代化推进力量的弱小,都要求政府在现代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化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进者,成为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大跃进”运动中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高度重视政治动员的作用,把政治动员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大跃进”运动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困境做出的独特回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可以无视这些困境。在汲取“大跃进”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回应困境的新方式,是中国现代化顺利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