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一书突破了宏观的身体理论研究模式(如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等),尝试通过具体的两性身体器官建筑微缩“景观世界”,为男、女性别主义提供不同的生物——社会学实践场所,继而为身体理论开拓了新的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基于表象的生物学及其社会化的共同作用,布尔迪厄认为应当立足于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不同维度,建立两性身体器官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重新思考性结构、社会结构“自然化”的划分依据,并据此探讨身体器官在日益资本化、符号化的社会中的处境与问题。本文通过解读菲利普·罗斯的凯普什系列小说:《垂死的肉身》《欲望教授》《乳房》,将女性的“乳房”、男性的“胸膛”作为研究和观照对象,尝试说明性结构、社会结构与符号表征体系之间的联系,形象化地呈现出布尔迪厄身体理论的内在结构与问题。通过分析女性的“乳房”、男性的“胸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就布尔迪厄的身体理论展开三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两性身体器官与自身的联系;第二,两性身体器官与他者的相处状况;第三,两性身体器官与集体之间的联系;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在两性如何通过使用其身体器官,引起器官的“技术”问题。基于此,布尔迪厄在身体社会学中引入了“象征资本”这一概念,强调了两性身体器官通过引起社会关注,继而实现“资本”的“象征化”转码问题,即由符号化向特定的、合法的权力过渡。器官的资本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如何处理这些风险也是布尔迪厄身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尔迪厄通过提出“纯粹的爱情”这一补偿方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性身体器官所面临的技术、符号化困境。对此,社会理论家吉登斯予以批评,他认为“纯爱本身就是存在风险的”。因此,身体器官与“象征资本”之间的矛盾问题实际仍未得到真正地解决。本文希冀在布尔迪厄关于“补偿方式”的讨论基础上,探究其它的可能性解决方案。布尔迪厄通过具体的两性身体器官建筑微缩“景观世界”,为身体理论研究拨开迷雾,提供了进入更为清晰的、“体贴入微式”的观看渠道。他结合了生物学、社会学、性别主义等思想,辨析身体器官的实践场域,重新解释了身体器官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通过讨论两性身体器官与“象征资本”之间的联系,为解决两性身体器官与自身、他者、集体之间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社会分析理论及有效方法,这为日益资本化、反常化的身体世界提供了恢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