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商业霓虹灯在法国首次亮相,随后作为新一代广告利器风靡包括上海在内的全球各大都会。霓虹灯最初是作为商业广告的新载体传入中国,但自民国以来,由于民族存亡、不断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大时代背景的映照,上海霓虹灯的意象也随着新生活运动、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色彩而不断演进,直到1990年代重新回归到城市景观的形象本位。发达的商业和激烈的竞争带动了近代上海广告市场的繁盛,这是霓虹灯入沪的背景,也是这种新兴广告媒介得以推广的催化剂。在“黄金十年”经济发展期,上海霓虹灯“遍地燎原”,全市霓虹灯招牌的数量规模和样式繁复都遥遥领先内陆城市。五彩霓虹代替了单色电灯,成为都市夜景视觉中心,与上海的娱乐空间和上海人的夜生活融为一体,成就了夜上海的“海上繁华梦”。城市物质空间的改观,必将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霓虹灯的物质形态不仅创造了特征鲜明的夜上海都市景观,成为现代都市代表性的意象符码。而且,在作为城市照明的能指之外,霓虹本身色彩也在传达着情欲语义的所指,成为建构“摩登上海”和“欲望都市”的重要意象。在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的小说中,在霓虹灯编制的夜上海娱乐版图和空间氛围里,它总是与爵士乐、舞厅、咖啡馆、妓女一同出现,霓虹灯彻底成了娱乐狂欢的先导。如果说电灯祛除了人们对黑夜的恐惧,那么霓虹则能让都市的夜晚更加魅惑。空间承载着政治权力的存在方式和再生产机制,重塑空间进而也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隐性权术。相较于传统的纸质传单,霓虹灯标语经久耐用又新颖别致,契合都市文化氛围,国民党将之用于宣传新生活运动,但收效甚微。在之后的电荒时期,国民党禁止霓虹灯一方面是基于电力的实际状况,商业用电应该让位于工业用电,一方面与霓虹灯浪费浮夸的意象有关,前线浴血奋战而上海灯红酒绿。在此时期禁止商民使用霓虹广告,政府却在沪上最奢华的国际饭店竖起耗电甚巨的巨幅霓虹标语——“禮義廉恥”,这很快成为舆论场讽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靶子。1949年后,在面临电荒取缔霓虹之际,与国民党自上而下强制关停的举措不同,“国家的主人”——职工和店员被动员起来参与到节约促生产运动中,监视资本家和店主禁用霓虹灯。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必将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直接影响到新政权对上海城市空间的改造重塑。随着政治形势日紧,霓虹灯的资产阶级色彩和代表奢侈消费的意象被完全否定和抹去。如同所有国际主义的痕迹都被清理干净,霓虹灯尤其是娱乐行业门口的亮光熄灭,代之以城市地标建筑和主干道上铺天盖地的政治霓虹标语,这既是计划经济对消费空间的束缚,也是社会主义空间改造的必经之路。在1964年热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霓虹灯象征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符号意义得到强化。霓虹灯的镜头特写连带着本片片名显示在新社会的认知框架中,霓虹灯意指着资本主义的香花毒草、浮华城市的物欲洪流和情欲诱惑、国民党敌特,等等。另一方面,霓虹灯被更广泛地利用于政治宣传中,紧随历次政治运动的内容而更易,是成就红色上海的重要构成要素。霓虹标语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和行政手段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政治运动、社会教育和公共道德宣传的红色阵地,被装入意识形态边框以规训军民。改革开放后,商业霓虹灯的重光是伴随着改革的潮汐而曲线前进,是行政力量多次全力打造的城市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从全方位扶植培育夜市发展,到“南京路霓虹灯一条街”等亮化工程的大力投入,政府规划的视觉景观工程是国家权力倾尽全力塑造的都市图腾,予以展示这座城市成熟、开放的投资环境。随着上海重返国际大都市之列,霓虹灯的多寡不仅是检视城市繁荣与否的标准,还是体现上海多样性与包容的航标。上海国际化的“不夜城”形象回归,现代性得以重构。霓虹灯,作为老上海“十里洋场”繁华的象征和重要的历史记忆,在1990年代兴起的上海文化怀旧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在成就着新上海复兴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