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墅”是涵括古代所有园苑类建筑的总称,在诸建筑类型中,最能体现古代士人对之作为精神空间的意义,也最具有文学和审美价值。江南素以名园墅称甲天下,又为文献奥区,故有清一代,园墅文献之撰、辑蔚成大观。这些园墅文献既有散见于诗文集等的零篇散帙,亦有根据一定体例编订的相对整饬的文献。清代江南园墅文献的繁荣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江南悠久的造园历史,成熟的园林范式,以及经济富庶带来的园墅兴造繁荣,是园墅文献编纂的物质文化基础。江南博涵融通的人文环境,文人浓厚的乡邦情结,其有意识地传递和建构以园林文化为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园墅文献编纂的内在精神驱动力。而江南发达的刻书业和完整的藏书体系,又为园墅文献的保存提供了保障。在此基础上,江南园墅文献呈现出文学与史学互见、溯古与论今并重、整编与散章共存、本土与外来士人共同参与纂辑的面貌。今考清代江南园墅文献,根据其内容、体例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汇考、艺文、园志、造园四个类型。其中,汇考类是将园墅的各项信息如现状、因革等总汇考证,文辞简约,或征引诗、文等以为考证依据。文人笔记、地方志、类书等多有以汇考形式记述园墅者,如地方志中的“园墅志”,通常将一个地区的历代园墅总汇考录,堪称一部“园墅史”。艺文类则侧重于搜辑有关园墅的诗文,或附于地方总集,如《吴郡文编》中“第宅园林”类目;或以单行本刊布,如《扬州东园题咏》等。其选文亦多有一定标准,或侧重文辞,或注重采风。园志则为记载园林的志书,一般包括园墅考证和艺文搜辑两部分,间有附杂录者,具有较为固定的体例和编纂模式,是了解某一园墅信息的最为详实的文献。造园类主要为讨论筑园技艺的一类文献。清代虽无系统的造园学专著,但不乏精要的见解;又因古典园林的文人化特质,故造园理论亦多由文人阐发,散见于其诗文集中,如断锦孤云,时有创获。四种文献类型虽各有所侧重,但从整体上来说,共同构成了江南园墅文化的特质。园墅文献一方面辑汇丽辞佳什,延续江南文脉;一方面遵循一定的编纂理念,为文献注入更加厚重的历史感和人文情怀。自北宋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提出“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的观点以来,文人学者便将园墅兴废与天下盛衰联系起来,以抒发对历史的感慨。同时,文人在撰写园墅文献时,通常秉持“园以人存”的原则,藉由书写园墅传达前贤的令德懿行。这就使得园墅文献不再仅仅是记录园墅的文字材料,同时也是传递文化的文本载体。园墅文献与编写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当社会稳定,文人园居多以日常生活为主,其观照、书写园墅多带有诗性的眼光,雅集、结社、征咏等活动层见叠出。如生在承平之世的随园老人袁枚,以一幅《随园雅集图》征咏,前后垂三十余年,乾嘉时期的著名文人多有题诗者。袁枚将其汇辑成编,俨然一部简而精的乾嘉诗史。与日常相对的是“事件”。清代发生在江南的重大事件如明清易代、康乾二帝南巡、太平天国运动等,无不对园墅产生重大影响。园墅在时事的变迁中旋兴旋衰。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惨烈的战争造成了江南园墅的大量残毁,但天国各级官吏尤其是诸王也修建了数量可观的衙署或王府,且形成了异于清王朝的园林风格。园墅文献中又有两类特殊的文体。一为楹联,其短小的艺术形式,通常起到言简意丰、幅短神遥的艺术效果,增加了园墅的诗性之美。一为纸上园林,作为一种空间想象,它突破了园墅实与虚的界限,着重表达文人的心理。这两类文体,一悬于楹柱而融于园墅,一存于想象而形于笔墨,均为园林精神的发挥,将园墅之幽美、文人之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总体来说,清代江南园墅文献的撰写和编纂是一个较为显著的文化现象。文人既是文献编纂的主体,辑录有关园墅的各类信息,同时又是被书写的客体,其雅集唱和等亦成为园墅文献中的重要内容。故以学术价值而论,清代江南园墅文献兼具史料与文学价值,同时又包含着哲学、美学、造园学等内容;通过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可以为各种学科提供一定的史料支持,对清代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拓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