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工程承包等国际经济与贸易活动的深度融合,我国法院受理的国际商事争议也与日俱增。由于国际商事案件往往案情复杂且争议标的额大,传统法院很难应对新形势下的争议解决需求。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在深圳和西安设立了第一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创设了一个多元化的争端解决平台,并成为我国新时期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和保障国际商事交流合作,提升司法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制度主要包括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能力素养国际化的法官遴选机制、多元化的域外法查明平台等,体现了突出的创新特色。自2018年成立以来,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共受理国际商事案件十三件,审结五件,其裁判思路为今后的案件审理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与指导。但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尝试,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依然面临案多人少、管辖范围窄、诉讼保密制度不完善、判决承认与执行难等现实困境。作为一种发端于欧洲的争议解决机制,商事法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底蕴深厚,是古今人类社会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途径。从中世纪欧洲的集市法院、海商法院、行会法院、城镇法院等各种商人法院到现代国际社会的各种国际商事法庭(如英格兰及威尔士国际商事法院、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商事法庭、荷兰国际商事法庭等),商事法庭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专业、高效、公正的商事争议解决的制度体系,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与现实经验。针对当前面临的困境,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完善需充分借鉴境外国际商事法庭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从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与水平、扩大法官队伍的建设、规范审判语言、细化法官薪酬制度、扩大案件管辖范围、完善诉讼保密制度、促进判决流通、构建灵活的国际商事诉讼程序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推动实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化、国际化,提升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竞争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构筑良好的国际商事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