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业外贸是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变迁、经济变革，而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在1912-1936年有着巨大的起伏波动，并对区域经济产生极大影响。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棉业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考察棉业进口贸易的态势变化，分析棉业进口贸易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区域市场作出的回应。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首先对文章作一个题解。由于本文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区域范围的界定必不可少，棉业外贸是本文考察的中心内容，所以文章首先对“长江三角洲”和“棉业外贸”进行了界定。学术界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有关棉业外贸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文章对棉业外贸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研究的框架。第二章，先是分别从棉制品和棉花进口数量和价值等多个侧面考察了棉业的进口贸易；进而从进口棉业的产品总价值、产品结构以及结构变化与棉纺织业的关系诸方面，考察了棉业进口贸易的整体态势，并将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贸易的变化与全国棉业进口贸易状况加以比较，以对棉业进口贸易整体态势做出判断。1912—1936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种类丰富，年进口值明显高于民国以前的年进口值，不过因国产布竞争，几种进口历史悠久的本色布种进口量下跌趋势明显。棉花进口在1912—1919年处于徘徊状态，之后直到1931年进口量和值上升趋势显著，棉花对外贸易入超严重。1912—1936年棉业进口总值，在前20年起伏中渐次增长，1931年达到最高值，之后棉业进口价值大幅下降，至1936年跌至最低值，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与全国棉业进口价值相比，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占全国棉业年进口价值的比重，呈现为递增的趋势。棉制品和棉花在棉业进口贸易中比重的消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变化都体现了棉花进口贸易不断增长、棉制品进口贸易渐趋萎缩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国内机器棉纺织业的关系非常密切。第三章，考察了洋行控制操纵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贸易，进而使进口棉业的产品占据了长江三角洲市场，并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传统棉业市场因进口棉业的冲击日益萎缩，土布业呈衰微之势，土棉市场也日趋缩小。棉业进口贸易的操作权由洋行把持，洋行通过操纵进口棉业的货源及市场需求、运销网络等控制了棉业进口贸易；日本利用欧战的特殊时机，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纵断的棉业组织、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机动缜密的营销手段等，使其棉制品在长江三角洲市场不仅胜过欧美，而且迅速排挤中国的手织土布。进口棉制品对长江三角洲市场的占据，导致手织土布业日趋衰败。外棉在长江三角洲市场的畅销，以及日商对中国棉花贸易权的控制，就使长江三角洲的棉花对外贸易出现矛盾的现象，不仅有丰富的外棉进口，也有一定数量的土棉出口。第四章，探讨了在区域经济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政府、棉业团体、棉商布商以及棉农和织农所作出的应对。在传统棉业受到进口棉制品和棉花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政府虽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税收政策以及棉产改进的实际操作中作出了一些努力；棉业团体可谓发挥了中坚作用，对上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棉产改进，对下传授棉学知识，倡导农民参加棉产改进及产销合作。处于对外贸易漩涡中的棉商布商，其经营也随着与世界经济的日益接轨以及追求利润的目的而有所变化。处于棉业链条上最原始端点的棉农和织农在困境面前也作出自己的选择。第五章结语，民初以来由棉业外贸态势引发的冲击对区域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伎传统棉纺织业固有的坚韧格局——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转趋解体，由棉业外贸引发的棉业生产发展与市场扩大，在经济领域内引发的广泛变化，显示了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三角洲区域农村经济的新动向。本文在研究中，注意中国特殊国情规定下自身各种内在的动力、特有的应对能力与方式，以及制度环境推动或制约棉业外贸的复杂性。重估在回应国际经济挑战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