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王）是18世纪欧洲杰出的大战略决策者。他结合启蒙思想、霍亨索伦王朝传统与普鲁士国情，创造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大战略思想，其根本原则是“纯粹国家利益至上”，并大致可归纳为制度改革、军力建设与国策权变三个方面。其中制度改革旨在通过立法、行政管理等手段保护生产、促进法治、施行宗教宽容，为国家注入开明、公正的新精神;军力建设则是秉承其先王传统，进一步加强军队纪律、提高战斗力，并想方设法减少军队给经济造成的负担;国策权变基于他对欧洲国际格局的宏观把握，认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现实利益纠葛，强调普鲁士利用此种关系对外扩张的必要和可能，要求果断地运用军队实现扩张目标。　　基于这套思想，腓特烈大王在1740年到1786年当政期间进行了长久的大战略实践。在头六年中，他的内外政策取得辉煌成果，既推行了制度改革，又利用奥地利皇位继承纠纷夺占了西里西亚，使欧洲震惊。但此后他未能准确把握自身扩张在欧洲各国激发的敌意，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外交手段予以应对，导致1756年在空前孤立的情势下被迫投入“七年战争”，经艰苦奋战、承受巨大牺牲，终靠杰出的战术才能和惊人的运气方得惨胜。往后二十年，他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对内全面促进生产、推行改革，对外以平和、多元、有效的外交大大改善了国际环境。到他去世时，普鲁士的欧洲强国地位业已稳固。　　腓特烈大王的大战略给后世以颇多教益。他的成功来自一套明晰的大战略体系，其基础是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和对国际格局的现实主义认识，其战略目标定位于国内改革与对外有限扩张，既合理、集中，又互相协调。他成功地使战略手段与目标相融合，无论是立法还是作战都有明确目的，且从不因为局部胜利而盲目冒进。他的失败则主要在于对自身行为的战略后果的误判，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手段的贫乏、无力。另外，他继承先王传统、将军队这一政策工具抬高为战略目标之一，违背了大战略的根本原则，埋下了普鲁士穷兵黩武的祸根。腓特烈的大战略饱含类似的成败经验，国内至今尚无人专文论述这些史实与道理，本文试在此领域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