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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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OFDI占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地位。然而,国有企业所带有的政治属性对其OFDI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基于获取战略性资产、市场资源等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引发东道国的消极反应,另一方面,其所肩负的国家战略使命提高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便利性。学术界对该层面的研究欠缺关注,故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国有企业,探索国有企业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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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OFDI占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地位。然而,国有企业所带有的政治属性对其OFDI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基于获取战略性资产、市场资源等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引发东道国的消极反应,另一方面,其所肩负的国家战略使命提高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便利性。学术界对该层面的研究欠缺关注,故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国有企业,探索国有企业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其在海外的长期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对策建议。本文首先从总量和模式选择层面展示了国有企业历年OFDI的总体情况。其次,在阐述相关理论基础后,本文就生产率水平、国际化动因如何影响国有企业OFDI模式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提出了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2006—2020年CSMAR海外关联企业数据库、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建立了全新的国有企业OFDI数据库。最后,本文构建二值离散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探究国际化经验和企业控制主体异质性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企业市场寻求的国际化动因越强,其在进行OFDI时越有可能采取海外并购的模式,而其战略资产寻求的国际化动因越强,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新建的OFDI模式;(2)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高,越有可能采取海外并购的模式进行OFDI;(3)政府补助正向调节生产率水平、国际化动因与国有企业OFDI模式之间的关系;(4)具有国际化经验的国有企业与中央国有企业对企业生产率、国际化动因的影响更加敏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谨慎评估国有企业生产率水平,合理选择OFDI模式;第二,削弱东道国政治阻碍,改善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环境;第三,积极促进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确保市场寻求型OFDI顺畅进行;第四,引导政府补助的充分、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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