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开民族传的先河，《汉书》整合了《史记》的民族传，《后汉书》在两部史书的基础上增加羌、乌桓、鲜卑等民族的记载，使民族史料更丰富，《三国志》独立成传仅一篇，作者主张记述随事，对先前记述过的少数民族到三国时期倘若没有新的变化则不做叙述，主要考虑少数民族对当时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故增补了《乌丸鲜卑东夷传》，其他不做赘述。　　本文对于前四史重合的民族史料进行对比。通过对其立传的民族数量，内容的增删，体例的编排进行比较研究，追溯作者的写作背景，从而揣摩修史者的心迹，归纳总结四位作者的民族观：《史记》宣扬的是大一统的思想，强调各民族的同宗同源，梳理出一条完整的民族脉络体系；《汉书》是在大一统的民族观基础上强调“华夷有别”，主张对少数民族应该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后汉书》在此基础上反复强调周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族源相同且有着密切的关系，强调“以夏变夷”，通过“王政”和“德政”对少数民族实行教化与怀柔的政策，最终使其臣服于中央王朝，反对征伐；《三国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以和为贵的民族思想，强调为了民族的统一可以采取战争和怀柔并举的政策。最后对作者产生不同的民族观的原因进行分析，四部史书的民族观异同是由于作者不同的身世经历及不同的时代背景造成的。　　前四史的民族观对后世有着借鉴作用，为后世正史所沿用，对于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