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时间为轴线、从权利保护角度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的鉴定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共包括五个部分,约三万余字。第一部分阐述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基本问题。强制医疗程序在保障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合法权利的同时,又能够保护社会安全,其正当性基础包括法律家长主义、警察权和人权理论。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法官对其审查判断的现状以及其与强制医疗的关系决定了其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处于关键性证据的地位:是强制医疗的必要前提;贯穿强制医疗程序的始终,对程序选择具有决定意义;与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密切相关。第二部分讨论鉴定启动前后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囿于实践经验匮乏和立法技巧有限,我国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存在对疑似精神病人自由等权利的不当限制、无法覆盖整个鉴定期间、无法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周全保护等方面的不足。可以在借鉴德国鉴定留置理论的基础上,对适用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期间、地点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延展与完善,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鉴定约束制度。第三部分讨论精神病鉴定意见质证中的权利保障问题。强制医疗程序中对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质证不足的现状,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还会造成被申请人被不当强制医疗、导致法官无法在兼听全面的基础上做出准确认定等一系列弊端。这种现状主要由被害人和被申请人不出庭、不具备相关医学知识、专业人员协助质证程序不健全等三方面原因导致。建议从加强庭审对抗性方面予以完善,即,从保障被害人出庭;要求有能力的被申请人出庭;落实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改进。此外,可以在参考意大利公费技术顾问制度的基础上,增设援助专家,以丰富我国的法律援助种类,提高强制医疗案件中必要专业力量的参与度。第四部分讨论法官对精神病鉴定意见的认证问题。在证据的审查判断环节,由于对鉴定意见约束力分析不够、法官专业能力有限、缺乏认证规则和证明程序不完善等原因,法官往往高度信赖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甚至出现鉴定人成为“白衣”法官的现象;当存在数份不一致的鉴定意见时,法官又常陷入选择的困境。应当从明确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方法,形成法官与医学专家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的模式;提升法官自身的认证能力;完善证明问题相关规定、明确认证规则等方面入手,化解法官认证难题。第五部分讨论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的鉴定问题。法律对强制医疗解除程序规定得过于原则,应对解除条件等问题进行细化。诊断评估报告由于作出主体及程序的特殊性,导致其在客观性和专业性上有别于鉴定意见;法官在判断是否具备解除条件时,应当同时委托鉴定,且应注意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人身危险性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预测,应当由法官结合包括监护条件在内的具体情况综合判定,建议采用程度较低的“明晰可信”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