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八年,《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终于落下了帷幕,关于广播组织权的修改也已成定局。但是学界讨论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息。本次修法对广播组织权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回应了司法实践中广播组织面临的困境,但是依然没有给广播组织权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权利的边界是一个权利最本质和最基础的问题,只有厘清权利边界之所在,才能更好地在平衡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本文的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本章为文章的引言部分,通过对案例的简单梳理与分析,引出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援引广播组织权这一条款解决争端时存在主体范围存疑、客体争议不休、权利内容冲突等问题,然而不论是新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还是以往的国际条约,都没能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主体、客体、权利内容三个方面出发,结合对SCCR会议草案以及《著作权法》的相关梳理,发现广播组织权边界不明的原因,从而清晰地划定广播组织权的边界。第二章,着重介绍了广播组织权相关概念的定义以及国际条约对我国每一次《著作权法》修改的影响。定义是理解概念的窗户,只有从定义出发才能对问题有更清晰地认识以此找到问题发生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从SCCR会议草案出发阐述广播组织权主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及其演变过程,并根据《著作权法》将广播组织的主体予以分类。在现有分类下,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外延狭窄不能保护“网播组织”的利益,同时其内涵不清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广播组织权主体的认定产生迷惑。要从权利主体出发,确立广播组织权的边界,首先就要明定其主体要件,然后用要件去划定主体范围。虽然“网播组织”未被纳入保护范围中,但是其行为却与传统广播组织别无二致,应将其纳入。第四章,关于客体的争议由来已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讨论的焦点,对其溯源我们能够发现,广播组织权客体争议的本质就是英美两大法系对广播所采取不同保护模式造成的争议。客体的争议不停止,广播组织权的边界就无法划定,本文通过对“节目说”、“信号说”的观点和存在的疑惑进行辨析,从而确认“节目”才是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并对其予以证成,通过证成消除以往大家因无法区分“节目”与“作品”而对“节目说”产生的误会。第五章,广播组织权权利内容的演变,就是权利内容扩张的过程,在拟定的《广播组织条约》中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广播组织权的权利内容也不断扩张着,同时本次《著作权法》修改也为广播组织增加了新权项。权利的扩张必然会带来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重叠,为了避免权利之间的冲突,需要对可能产生冲突的行为予以定性,并以此确定不同权利之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