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得到了快速增长。大量外资的流入积极地促进了中国的资本存量增加、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有力支撑点。然而,引进了外资不意味一定能够掌握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成功地掌握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有一个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技术扩散过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化、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外资技术扩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怎样?这一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首先,本文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与技术扩散的概念,指出技术扩散与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区别,并且介绍了技术扩散的动态和静态路径及其分类,明确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技术扩散与其他形式技术扩散的区别。然后,本文对技术扩散理论以及技术扩散的机制、证据和方法等实证研究进行了评述,并详细地介绍和评述了以领导者—跟随者模型等为代表的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技术扩散模型。接下来,本文给出了一个跨国公司、人才流动与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形式化了人才流动对外资技术扩散的作用机制以及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发生的条件。研究认为:一旦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造成向本地企业的技术扩散,将支付给本地工人较高的工资。这样,即使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技术扩散没发生,东道国的福利也得到了改进;技术扩散是有条件的,技术难度越小,本地企业吸收能力越强,技术扩散程度就越强。第三,本文对中国区域和工业部门的外资技术扩散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利用前人的分析框架,检验了中国全国和区域外资技术扩散的程度,并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外资技术扩散程度的差异。由于中国外资流入在1992年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还对中国外资技术扩散程度在时域上的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各个时段上,中国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各区域范围内都不存在显著的外资技术扩散;二是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选择因素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选择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别,并且这些因素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1991年以前,广东和福建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和台湾,地理毗邻和相同文化背景是其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其它沿海地区,当地的劳动力质量和本地市场大小是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西部地区地点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大小和劳动力质量。1992年以后,在沿海地区,由于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竞争加剧,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竞争对手较少、竞争相对不激<WP=4>烈、基础设施较好、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西部地区地点选择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当地市场大小和市场需求;三是对中国行业外资技术扩散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衡量行业外资技术扩散程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行业外资技术扩散程度用内资R&D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来衡量。研究发现,外资对中国整个内资工业部门和高技术行业没有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而对一般传统行业有显著的技术扩散效应;四是通过建立分析框架,运用平行数据模型方法,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是为负的。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资对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不同的: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最大,有不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显著的负向竞争效应;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有不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对集体工业企业有显著正的溢出效应和不显著负的竞争效应;私营、三资经济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最大,外资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都显著为正。最后,在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有关中国外资的总体政策、制度政策、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建议,主要包括:外资政策不宜优惠、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给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倾斜政策、实施有差别的产业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