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额超过800多亿美元。中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给沿线国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也导致该区域学生来华学习的需求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沿线各国发展层次不一、文化多样，使得经济合作过程中的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给我国跨国企业投资经营带来极大困难。教育交流通过在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对非正式贸易壁垒给国际间经济合作造成的阻碍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由于教育交流概念的抽象性，使得其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影响较难以量化衡量，因而现有文献比较缺乏对两者跨领域影响的相关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来华留学生是中国与其母国的文化交流使者，孔子学院走出国门去海外办学，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传播给沿线各国本土居民，两者都是教育交流的形式，因此，本文将来华留学生规模和孔子学院数量作为教育交流的量化指标，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是否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探讨，对进一步了解教育交流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分析教育交流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的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逐步应用OLS、LSDV和IV-GMM模型进行估计，分情况讨论并逐一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最后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以确保结论的可靠。
　　首先，建立传统的投资引力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来华留学生规模这一变量，用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来华留学生规模作为当前时期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来华留学生规模对中国在学生母国的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其次，依次将孔子学院数量和其与来华留学规模的交互项引入模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前后，教育交流均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而来华留学生的促进作用变得更大。
　　然后，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进行分样本分析，本文发现，与极不发达国家的教育交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并且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后均呈现出较大的促进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不再显著；而在发达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不是很显著。
　　最后，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两个重要区域——东盟和中东欧国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教育交流对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在战略提出后，教育交流对中国在东盟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持续并加强，在中东欧国家变得十分显著，且投资促进效应大于东盟国家。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教育交流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持久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建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稳定联系，缓解非正式贸易壁垒对经济活动的负向影响，从而减少投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文化互动，促进民心相通，以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