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和道德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道德德性使我们的目的正确,实践智慧则使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的正确的手段。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多处文本中也暗示实践智慧作为灵魂理性部分的优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手段,而是对道德目的的确立有重要的影响,道德目的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围绕这些问题,学界有理智主义和休谟主义解读的争论,理智主义者认为应该是实践智慧确定目的,而休谟主义者则坚持实践智慧只是为欲求服务的。本文试图在保持亚里士多德对两种德性的作用的基本区分下,考察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要素,从道德习惯化的角度,探究理性对道德德性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道德习惯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实践智慧的发展,实践智慧除了使行动者认识到成功实现道德目的所需的具体方式,它的发展还为道德动机的形成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一种理性化的道德学习过程,学习者的欲求才能在道德成熟阶段具备确立正确道德目的的能力。全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先是简要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并且梳理了在灵魂划分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的定义、来源、特点,并着重阐述了两种德性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出关于实践智慧作用的两种解释倾向的争论。本文选取了理智主义主要的两种论证策略。一是要素论证,即认为幸福作为总体的善可以被分解为诸德性要素,我们只是不思虑幸福,德性作为善的构成要素是被我们纳入到整体的目的框架下考量的。二是努斯论证,这种解释倾向认为努斯在实践领域发挥着和理论领域相似的作用,行动目的是归纳而来的理性认识。休谟主义者批评和修正了这些解释策略。首先,思虑尽管可以使我们对善生活所需的要素有所认识,但并不能确立一般的道德目的。其次,对目的的把握可以理解为对“朝向目的的东西”的因果推理,不涉及对目的本身的思虑。最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努斯”概念主要是对具体事物和小前提的把握,不是获得实践领域第一原理的能力。第二部分针对休谟主义解释面临的问题对其进行改良,以兼容亚里士多德文本中更多的理智主义要素。首先,亚里士多德的“希求”概念表明了欲求是受理性宰制和引导的,休谟主义解释强调品格而不是思虑决定了善对象的显现,但这是通过合理化的训练过程达到的,思虑能力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能动地塑造着欲求。其次,实践经验有不同于技艺或科学经验的特殊性,实践经验除了为行动者提供达到特定目的的工具性手段,还通过完善行动者的道德感知能力塑造着行动者的道德敏感性,从而使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优秀不同于单纯技术上的聪明。第三部分主要描述一种合理化的道德训练过程,论证实践理性的发展对道德动机确立的影响。理性在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习惯化早期的模仿和外部灌引为实践智慧的形成提供了始点和材料,训练我们对不同道德情境做出适当反应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会在思虑能力成熟阶段被整合进一种系统的推理中,得到理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实践理性的优秀通过完善着实践活动而带来理性的快乐,从而间接地影响着道德动机的形成。最后,我基于这种德性训练机制描绘出区别于一般道德动机观点的道德发展图景,并讨论了品格改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