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广告业被喻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市场变化的风向标”,中国广告业恢复发展30多年来,其增速令世界叹为观止,但是,在广告业高歌猛进的背后,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广告业的虚假违法广告、“恶俗广告”、不正当竞争等诸多问题,不断侵蚀广告业的生存之本,加剧了社会对广告业的信任危机。面对广告业危机愈演愈烈的现实问题,我国广告监管体制也日渐凸显出法权结构失衡、权威流失、能力缺失等运行困境,广告监管体制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公共治理理论作为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之一,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安全监管、公共危机管理、地方政府改革等研究领域,但目前尚未有学者运用该理论对广告及其监管体制进行过系统研究。为此,本论文在众多的理论流派和文献资料中选择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到广告监管体制的研究中,主要围绕以下三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其一,我国广告监管体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论文引入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在对我国广告监管体制的类型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现行广告监管体制的特点,从而梳理出我国广告监管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广告监管权力政府一元化与社会权力长期缺位。其二,我国广告监管体制为什么存在此关键问题?论文基于公共治理理论中构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变行政理念及有限理性假设三个基本理念,选择广告监管体制的法权结构、体制权威及体制能力三个自变量来剖析我国现行广告监管体制的运行困境,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广告监管体制存在此关键问题的根源是政府监管与广告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之间的张力之间缺乏积极的良性互动。其三,如何解决我国广告监管体制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提出我国广告监管体制改革的四个基本理念,并提出解决我国广告监管体制关键问题的出路,是构建基于“强国家—强社会”关系的广告行业多元复合治理监管体制模式,并从五条合理路径对我国广告监管体制的框架进行了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