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是一种古今共存的社会病。宋代作为一个商品经济较发达的转型时代,欺诈现象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史料记载中,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相关记载层见不迭。经济因素较强的有商业欺诈、经济诈骗、诉讼诈骗等,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有权势型诈赖及冒充权贵身份招摇撞骗,这些事件涉及各个行业牵连各类领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些恶性极强的欺诈行为甚至颇具破坏性。统括看来,许多诈骗类行为很大程度上具备复杂、多样的特征。商业经济违法、财产型犯罪,往往同其它社会层面如税赋征收混乱、等级差别待遇相纠葛,亦常常同其它犯罪类型,如侵犯人身权、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贪污贿赂渎职等相联系,形式丰富且内涵深沉。针对欺诈类行为,宋代社会各阶层,包括民间、政府、宗教团体等,采取了制度规制、俗训劝导、因果教化等相应应对之法,其防治措施除却表现自身社会特性而外,亦有经验值得汲取。因着宋代社会经济相关的欺诈类事件往往同其它社会问题牵连纠葛颇深,制度因素确实对欺诈泛滥影响较大,传统“经济发展——道德堕落——出现弊害”的解释模式失于简单,更应加以考虑的是事件所反映出的制度环境及社会氛围。由此观之,欺诈行为的防治,更是一个社会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