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集团案”是20世纪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精神事件和文化事件。胡风毕生的文艺实践昭示着20世纪中国的文化道路选择和民众解放道路探索的重大问题。对其悲剧命运的思考尽管已有不少,但仍然有值得探索的创新空间。本文将胡风文艺实践置于其蕴含的两套冲突性话语背景——鲁迅和“五四”传统与《讲话》传统之中,通过对“五四”运动的阐释系统的清理,追源溯流,对胡风悲剧命运作一个清晰、完整的考察和认识,以期在更宽广层面理解其悲剧命运。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追溯胡风悲剧命运的源头,一方面论述胡风在左联前后时期的活动,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所埋下的悲剧种子；另一方面论述胡风与毛泽东、鲁迅的精神联系,指出胡风在被虚拟的“鲁圣人”和事实上的“毛圣人”之间的困境；第二部分,阐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胡风悲剧命运的根本背景,论述“五四”的夭折及其被改造过程中所生成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母题,而胡风却以独特的方式自觉承担起鲁迅和“五四”传统；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了胡风在知识分子启蒙与改造的单项选择道路上受难历程,“民族形式”论争、“主观”论争中,胡风都与《讲话》传统构成或间接或直接的冲突,政治意识形态反复询唤、规劝的一再落空,胡风所做的虚妄性殊死一搏,注定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运；第四部分,分析胡风的精神限度,讨论了其悲剧命运的自我内因,由于宗派情绪、理论褊狭和知识结构陈旧等原因,胡风被预设的话语所束缚,最终没能逃出“泥沼”成为彻底的独立知识分子。另外,在最后的结语部分,还由胡风悲剧命运引发出关于知识分子启蒙之路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