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自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强的叩关,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采取摆脱朝贡贸易和重新规划亚洲的政策。日本先是与中国于1871年签订了对等的修好条规,随后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朝鲜开国。1876年《朝日修好条规》及其附录的签订,不仅标志着朝鲜半殖民地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朝日市场关系的形成。但1882年以前,朝鲜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主要还只是针对日本,和中国仍然只是保持着传统的朝贡贸易和边境的互市贸易。日本对朝鲜外贸的独占,以及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浸透,严重的威胁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迫使清朝改变其外交政策,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进行通商,以在政治上加强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同时为取得不落后于他国的经济利权,清朝也开始积极的与朝鲜协定近代意义上的通商关系,最终成功的将传统的宗藩关系与近代性的通商条约相结合,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朝近代贸易关系得以正式形成。随着近代对外贸易的扩大,朝鲜逐步认识到关税自主权在近代通商关系中的重要性。为了获得关税自主权,保护国内经济的发展,积极的展开了与日本的税则协定,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直到朝美缔结通商条约,才最终确立了关税权。由于朝鲜缺乏近代性的海关人才,无法独立完成海关的设立,因此请求清朝协助设关,为清朝控制朝鲜海关提供了机会。因此,在朝鲜海关设立后,晚清凭借自身在朝鲜的政治优势与对朝鲜海关的控制,与日本在朝鲜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导致朝鲜的对外贸易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到甲午战前,中国输入到朝鲜市场上的商品几乎与日本持平,引起了日本商人乃至日本政界的恐慌,加上晚清在朝鲜政治、外交的积极干预,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近代中朝日贸易关系的展开,从在地缘上讲,实质是一种区域经济的展开,本文拟以这种区域中的朝鲜为中心,以朝鲜近代海关的设立为分界线,将近代中朝日贸易分为两大部分进行分析,从而为这一时期,中朝日三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一定的经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