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新加坡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为背景，通过对新加坡大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殖民时期、独立与发展初期以及自主建构时期的新加坡大学模式发展进行了具体阐述。　　本研究重点剖析在大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中，新加坡的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存在何种相互关系，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去分析新加坡的大学模式发展进程中的两种文化关系，并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新加坡的大学模式发展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共存方式。研究指出，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出现印证了“模拟”方式的存在，大学与教学媒介语的论争与选择体现了文化间的“杂糅”，新加坡当前的大学模式是一个全新的“第三空间”，从而说明“模拟”、“杂糅”和“第三空间”分别是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独立与初步发展时期和自主建构时期的文化关系中最突出的文化共存方式。　　第二，三种文化共存方式的出现具有序列性。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大学模式正是在经历了殖民地时期对宗主国的“模拟”、走过了独立与初步发展时期本土的自主性文化与宗主国文化的“杂糅”之后，才开始走向直面教育全球化的、属于自己、适合于自己的“第三空间”。研究还发现，英语作为大学教学媒介语的地位变化，也符合三种文化共存方式出现的时间序列性。　　第三，新加坡大学模式发展中三种文化共存方式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研究发现，文化共存方式的形成各有其条件。具体而言，殖民政权的存在与矛盾状态的出现是“模拟”产生的两个主要条件;对大学发展具有话语权的独立国家政权的成立，以及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则是“杂糅”产生的主要原因;而“第三空间”的形成，则更有赖于政府支持并监控大学发展的意识和智慧，以及大学迎接挑战、开展改革的需求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