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2018年5月18-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又强调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而长江上游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的重点和关键区域,其沿江重化工业密布,“重化工围江”等问题严峻,导致生态环境风险“红灯”频现。如何在“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的前提下,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避免工业陷入“先污染、再治理”的粗放集聚困境,把污染“关进笼子”?“生态集聚”就成为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化工业体系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因此,实现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的可持续耦合演进,将是破题“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践、促进后发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对于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游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性的对工业生态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构;其次,描述了长江上游地区工业发展概况,结合区位熵和EG指数对其工业集聚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描述,并从资源消耗、污染物排行和污染治理三方面对其工业生态环境发展概况进行了描述;随后从集聚生态、集聚规模、集聚效益三个方面构建了工业生态集聚指标评价体系,利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上游地区2000-2017年工业生态集聚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认为工业生态集聚是工业集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及外部环境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其发展规模与地区资源禀赋相协调,发展规律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发展过程是一个从生态失衡到生态整合的动态演进过程,发展关系复杂涉及面广、影响因素众多,并遵循着“工业集聚→工业生态集聚→工业生态集群”的动态演进规律;第二,长江上游地区工业多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园区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度较高,工业环境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且长江上游4省市中重庆市的工业环境发展状况最好;第三,长江上游地区工业集聚生态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维持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顺序,工业集聚规模水平则较平稳,基本维持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顺序,工业集聚效益呈不断增长趋势,基本维持“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顺序。而工业生态集聚水平整体上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且4省市中,重庆在2000-2005年以及2015-2017年工业生态集聚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四川省在2006-2014年间超过重庆市,从第二位跃居到首位,云南省发展较平稳,一直处在长江上游地区中的第三位,贵州省工业生态集聚水平则一直处于末位;第五,工业要素禀赋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水平起负向抑制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针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发展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强化工业生态集聚,加强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第二,有效推进环境规制,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第三,加强生态环保技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第四,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严守生态底线。第五,积极鼓励引进外资,推动引资与环保共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