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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在各种类型的居民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最为显著,它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高达50%以上。中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现有文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查、测度和一般性的成因分析等几个方面。其中,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查和测度以城乡名义收入为主,尚不能完全反映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机制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大多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文献的共同特点是:(1)将各种影响因素看作是经济运行体系的外生变量,而不是经济运行体系的内生变量作用的结果;(2)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作为同一性质的问题进行研究;(3)研究视野局限在国内因素,认为国内经济结构、制度设计、发展战略问题和政策因素是形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忽视了开放条件下外部因素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4)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沿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思路,缺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理论分析不够系统和完善。
本文主要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外部因素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微观机制。外部因素之所以重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律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始终是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大幅上升,并且波动幅度较大。(2)从经济运行环境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进程,对外开放是基本的经济运行环境,经济运行模式逐步从外向型逐步向开放型经济演化,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很大幅度的变化,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3)从微观机制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在世界性的市场体系中逐步显现,那些开放型经济中的“外部因素”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内部因素”,而且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是相互作用的。(4)从政策效果上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纯粹内部因素的调控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各种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收效甚微,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二)全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多种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计算,描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总体趋势,并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不同趋势。
(2)研究开放条件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内在特征,其中包括开放条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建立微观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特别是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分析方法和西方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方法相结合,并将非均衡分析方法运用到开放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之中,建立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
(4)具体分析和计量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进行对比,以便进一步论证对外开放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5)根据相关结论提供政策建议。
(三)论文的主要结论是:
(1)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性质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决定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外部因素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超过了内部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倾向。
(2)开放条件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在于,开放条件下,各种市场数量约束依然存在,市场机制的分化作用更加突出,从而导致城乡分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城乡收入差距依赖于城乡内部分化和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内部的收入分化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流动,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内部的分化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越大。由于城市工业中的就业约束,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趋于分化。城市内部的收入分化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成本。城市失业、艰苦行业和生活成本提高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4)对外贸易和FDI是引起产业空间分化的直接载体。由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数量约束,对外贸易和FDI具有空间集聚的趋势,而国际资本运动本身就具有集中的倾向,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活动和经济效益越来越多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从而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
(5)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加强了资本要素的作用,改变了分配格局。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提高,城乡内部的收入分化扩大,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6)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加强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垄断力量,特别是资本高度的国际流动性扩大了资本/劳动的力量对比,城市工业资本力量的加强使得进程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相对较低的劳动报酬,同时工业资本的垄断还恶化了农产品的贸易条件。
(7)以价格调节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并不显著,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重点应该是针对开放条件下市场数量约束的类型,分别采取相应的结构调整措施。
(四)上述这些结论开放条件下的政策涵义包括:
(1)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政策应当加强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控,应当努力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阶梯化和动态化。既要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大量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相对成熟的、标准化的加工制造业,促进经济总量的上升,又要注意生产技术的适用性,促进就业水平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更要注意产业结构的动态性,通过产业创性带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这样才能不断创造就业岗位,促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下,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受到很多的外在约束,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型经济来说是个新的难题。
(2)要素流动条件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政策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符合刘易斯“无限供给”的特征,但是在结构上并不符合这一特征,而是存在各种类型的数量约束。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过市场机制的筛选之后,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流动性越来越弱,只有全面提高全民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当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普及教育,农村普及教育的内容既包括针对农村和农业的特殊技术和技能教育,也应当包括基础文化、基本能力和现代技能的教育,前者有利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农村经济现代化就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化而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途径。农村经济的发展包括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三产化。农村工业化是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技术密集型工业,而不是发展大规模工业或污染企业。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现代化。农村三产化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在经济内容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是农村工业化、农业新代化和农村三产化的有机组合。
(4)城乡内部的就业政策由于城乡内部的收入分化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条件,所以,只有在缩小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倾向于提高城市生活成本,也意味着城市预期的就业空间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缩小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以城乡内部经济效率的损失为前提的,而是以城乡内部就业空间的扩大为前提,扩大城乡内部的就业空间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