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而高科技园区作为聚集科技创新要素和资源,实现人才、技术和空间有效结合的重点载体平台,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因此,通过园区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去调整科技创新速度、方向、规模越来越多的被各国政府所使用。而园区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建设,受多种要素共同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区域间的高科技园区的科技创新政策即有共性,也有差异。我国的高科技园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四十年的蓬勃发展发展,我国在园区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的有益经验,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有力的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绝大多数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似乎没有形成硅谷那样的良好的创新氛围的生态系统,“中国式缺陷”依然存在,具体表现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技产出效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园区规划不科学等多个方面。而作为政府主导型的我国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更需要积极发挥政府政策在科技创新中的促进作用。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均提出加强园区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的发展思路。我国学者对园区的科技创新政策展开过诸多研究,学者较多关注园区科技创新政策的作用,但较少立足于政策产生的特定区域的政策环境和政策本身,研究缺乏针对性。其次,研究方法视角相对单一,政府驱动科技创新的成功案例很多,但是学界很少有通过过案例的对比分析对园区科技创新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科技创新理论、高科技产业群聚理论以及政策工具理论的相关原理,通过对北京中关村和深圳高新区两个高科技园区的科技创新促进政策的梳理,从政策资源、政策工具和政策服务三个维度展开比较分析框架。在多维度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两地科技创新政策在资源配置、工具使用和服务方式上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提炼差异和共性中的有益经验以供借鉴学习,而针对共性和差异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政策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