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问责是现代社会为形成稳定政治秩序,实现良善公共生活所形成的重要制度。它根植于政治权力公共性与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对构建民主政治,培植政治伦理具有深远意义。文章梳理与分析了西方与中国政治问责的有关制度与理论。西方社会以“国家——政党”政治形态、竞争型政党制度、新闻自由制度、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为逻辑预设,形成了以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为主的政治问责机制,注重发挥公众、平行机构、媒体、社会团体等异体力量的作用。中国以“政党——国家”政治形态、合作型政党制度、党管媒体、先锋队政党建设等为制度前提,形成了以执政党的党内问责为核心,社会问责为辅助系统的政治问责体系。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文本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代表的党内问责围绕着政党的政治责任展开,属于政治问责范畴。其二,“政治问责”概念从西方到中国实现了:主客体转型、机制转型、过程转型。主客体转型是指由于中国缺乏异体问责所需的相应制度供给,所以政治问责实现了由异体问责向同体问责的转变;机制转型是指垂直问责机制由“自下而上”转为“自上而下”、社会问责由“无序问责”转为“有序问责”;过程转型是指由重视“前半篇文章”转为关切“后半篇文章”。其中“前半篇文章”指对犯错误官员的惩罚,“后半篇文章”指对犯错误官员的关怀与警示教育。西方政治问责围绕严格的问责与惩罚展开,更重视释放问责的强制性力量,关注“前半篇文章”。中国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摸索出了“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相结合的方针,注重从全篇的角度写好问责这篇“大文章”,既维系了政治系统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又保障了中国责任政治有序实现。文章的学术理路起源于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思考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长期经验,导因于中西方差异化的制度设计与“政治问责”概念对中国经验的有限解释力。文章是为试图推进相关研究发展,促进政治问责实践进步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