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典型报道诞生以来,其承载的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鼓舞民众精神的任务始终没有改变,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官方与媒体对典型报道这一特殊形态的处理方式无论是技术上还是观念上已经去其诞生之初相去甚远,典型报道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变化。同样,典型人物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符号,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不断演进与发展,其媒介形象的塑造与流变,一定程度上亦能反射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随着多方面环境因素的改变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通过网络获得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向官方话语提出质疑与挑战。在这样一场特殊的“博弈”中,典型报道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换了姿态重回受众视野。本文即从这样的背景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安徽好人”系列报道,来研究在这样的新环境、新形势下的典型人物媒介形象有何“特别”之处。在梳理关于典型报道的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多数学者皆认为当前我国典型报道已进入所谓的“后典型时代”,即典型人物已走下“高、大、上”的神坛,奔向平民化与多元化,“典型”的选取多来自日常生活。那么,作为笔者研究对象的“安徽好人”是否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如果是,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的媒介形象如何?典型报道在新传播时代的今天究竟呈现出什么状态?从以上交代的环境背景与疑虑出发,本文将对“安徽好人”的典型报道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采取内容分析、个案研究的方法,试图窥探在不同于往日的新传播时代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构建典型形象的出发点与方向。除了尽量还原“安徽好人”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形象外,笔者希望能尽量多的挖掘当下典型报道的深层结构即典型的内在生产机制上的原因,即为什么是“安徽好人”。再者,正如众多学者所说,典型报道已经逐渐弱化了,典型的光辉不再,甚至有学者断言典型报道将“死”,但笔者认为,典型报道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也必将陪伴着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当下讨论典型报道的生存与否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如何让典型之路越走越宽,并且更加平民化、多元化、去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