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老汇上演的“蝴蝶君”不仅为黄哲伦赢得了1988年的最佳戏剧托尼奖,而且也奠定了他在当代美国文坛的杰出亚裔美国戏剧家的地位。该剧包含的内涵十分广泛,涉及性别、性取向、种族、跨文化、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多个领域,因此该剧很快引起了大批来自不同文学流派的学者和评论家的热烈讨论。迄今为止对于该剧的研究,虽然基于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但是可以大体归为两类。一类肯定了黄哲伦的解构主义和他对东西方关系的洞察力,另一类则认为该剧虽然试图去批评西方的东方主义但并没有真正达到解构的目的,甚至还最终加深了在西方人眼中的亚洲女性和男性的刻板形象。然而,很少有人通过分析主人公的心理来阐释这部复杂的戏剧。对于伽利玛的死亡原因,先前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诸如西方对于东方的误解这样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上。这篇论文则侧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揭开伽利玛的死亡之谜。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受两类基本本能的驱使:生之本能帮助人们生存,而死亡本能则驱使人们回到死亡状态,作为生命的代表,伽利玛的自我利用它的防御措施来在不抵触西方父权社会和超我异性恋之道德规范的情况下满足本我对于爱、激情、力量和同性恋欲望的要求。但是,由于自我本身内在的缺陷和外部严酷的现实两方面的原因,生之本能在与死亡本能的斗争中注定要遭受失败。随着以东方主义为基础的蝴蝶幻想的破灭和宋丽玲的男性身份的证实,伽利玛的移情和否认这两种防御措施均以失败告终,自我也随之分裂了,伽利玛则将自己转化为蝴蝶继而自杀。事实上,死亡本能以本我、自我、超我失衡的形式驱使伽利玛走向最终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