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迈入21世纪,我们经历了非典,甲流,接二连三的地震,全球升温,以及最近日本的核泄漏等等,而且这种全球性的灾难在增多,频率也在加快。相应的新闻报道也形成一个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作者鉴于这组报道的特殊性,回顾了Hoey(1983), Winter(1994), McCarthy (1991)各种语篇模式在记叙文和说明文中的研究,了解了Tirllonen-Condit(1977), Kummer (1972), Cai(2002)对问题-解决型语篇文体的界定,应该属于议论文范畴。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为问题-解决型语篇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来探索英汉两种语言在报道全球性问题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也就是说用评价分析议论文包括问题-解决型语篇在内的相关理论—宏观结构,说理风格,说理强度,劝说诉求,论点的显著性来探索英汉两种语言在报道全球性问题异同点,丰富问题-解决型语篇及议论文的相关研究。由于新闻语篇可以很好地把民族写作特性与时代特点很好的结合起来,为对比修辞提供很好的语料。而且在最近几年新闻语篇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做对比研究时不但要考虑文章涉及的主题,读者群,编辑的风格等变量,而且因为所报道问题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分析的结果,所以“问题”本身也是要考虑的。在此基础上,作者选择全球问题报道例如非典,甲流等新闻报道为内容,分别采用以下四种方法对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1.首先对出现在样本里的宏观结构要素进行定义,然后计算其标准误差和标准值进行分析比较。2.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说理强度和劝说诉求进行比较。3.根据Tirkkonen-Condit和Lieflander-Koistinen对说理风格(演绎)所定义的标准来分析英汉的说理风格。4.根据Ron Scollon, Suzanne Wong Scollon,和Andy Kirkpatrick对新闻故事分析方法,作者对论点的显著性进行经验分析。比较结果如下:1.证明了汉语和英美的此类文章诉求不同的宏观结构要素,中文的此类报道中使用“情景”和“新闻综述”要素的频率明显高于英语的报道;而英美的此类报道中倾向使用“影响”,“目前进展情况”和“证实”要素的频率高于汉语的报道。2.对于说理的力度,仅在“推理依据”上有显著性差异,其他两项“论点”和“数据”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3.劝说诉求的三个因素—“人品诉求”,“情感诉求”,“理性诉求”在汉语和英美的灾难性报道中表现出显著性差异。汉语的报道中运用“人品诉求”的分值高于相对应的英语报道。英语的报道中“情感诉求”和“理性诉求”运用的频率明显高于相应的汉语报道。4.根据(Tirkkonen-Condit and Lieflander-Koistinen, 1989)所定义的直接表达范畴,中英都属于直接的表达风格。5.为了进一步辨析他们之间的异同,作者对文中的中心论点和问题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英汉的此类文章在陈述中心问题时,没有表现出差异;区别在于表达中心论点时,英美报道倾向于隐含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给读者充分呈现出来自各方利益的态度和立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而相应的汉语文章倾向于给读者表达自己鲜明的立场,相关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观点和立场没有显现出来。从这点上看,英美的新闻报道较表达中心论点时较隐含,但内容客观全面,相比较而言汉语的新闻报道表达中心论点时较明显和直接,而内容的深度和宽度有待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