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数字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与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迎来巨大转变,与此同时人类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人们欣喜数字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却不曾察觉自身早已深陷“数字化抽象”的统治之中。与传统资本主义时期相比“数字化抽象”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抽象,它不断生产出浓浓的意识形态迷雾,使人走不出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襁褓”。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去认识并驱散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阴霾”。在当下,这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本文以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为题试要通过梳理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的历史与理论逻辑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对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所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通过理论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中寻找“批判的武器”以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意识形态“挞伐”,以此推动数字资本时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度研究。首先,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环节当中的一环。在对数字资本主义做概念界定时,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文献梳理重点阐释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内涵与特征,以及数字资本主义诞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数字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以一般数据的生产与再生产为逻辑起点,以数字化技术为关键支撑,最终实现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它呈现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一是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二是生活世界陷入殖民化困境;三是社会“同一性”趋势不断加强;四是社会不断加速且处于不稳定状态。它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矛盾展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次,数字资本主义为其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个人受数字抽象统治”是人们陷入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困境的集中表达。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形式的变迁导致了不同发展阶段人们所受的抽象统治形式也有所不同,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异化统治逻辑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物化统治逻辑再到如今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数字化统治逻辑,其抽象统治的“外观形式”在随着历史发展而变迁。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人们无法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抽象统治的“迷雾”,才会陷入拜物教的陷阱当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拜物教形态经历了商品、货币与资本拜物教阶段、符号拜物教阶段以及现如今人们正在经历的数字拜物教阶段。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对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历史条件。再次,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一是要对数字劳动进行意识形态“去蔽”。数字劳动以数字化逻辑建构起整个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架构,要揭开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就必须从数字劳动这个切口进入。二是要对数字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技术意识形态化趋势已经很明显,它架构着数字劳动确立起数字资本霸权进行数字化的殖民统治。三是要对数字资本权力进行意识形态“解蔽”。数字资本权力以数字帝国主义为载体,它借助数字霸权在全球进行“剩余数据”掠夺,借助数字平台输出数字帝国主义价值观,不断侵入人的主体意识。四是要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之所以有能够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无限制扩张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有着莫大关系。数字自由主义将资本增殖活动隐藏在意识形态骗局之中,所谓的数字“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仅仅是数字资本增殖所披挂的“外衣”,这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在数字时代的变种。文章对数字资本主义作的意识形态批判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当下数字中国的建设提供一些现实的启示作用。在数字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要正确认识数字资本与数字中国建设的辩证关系,积极发挥数字资本的文明面,努力克服数字资本的反文明面;要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数字技术双向积极互动,用社会主义制度为数字技术发展定向,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数字化转型;此外,要注意争夺数字公共空间的文化领导权,以数字“阵地战”的方式抢夺文化领导权,要积极发挥党组织与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